蔡京六贼误国传

北宋末年的政治舞台上，以蔡京为首的六位权臣——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被后世史家并称为“六贼”。他们结党营私、蠹国害民，最终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覆灭。本文依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系统梳理六贼的误国行径，揭示其如何将富庶的北宋推向深渊。

一、蔡京：变法敛财的权相

蔡京历仕神宗至徽宗四朝，三度拜相（1102-1106、1107-1110、1112-1125），其政治生涯充满争议。他借王安石变法之名行聚敛之实：

• 盐钞法改制：强制商人更换盐引，每券须补缴三分之一的现钱，仅此一项即掠夺民间财富数千万贯。
• 方田均税法扭曲：将良田划为劣等以增税，致使北方农户弃田逃亡者十之三四。
• 铸造当十大钱：以一枚当十钱兑换民间十枚小钱，引发恶性通胀，物价飞涨十余倍。

据《宋史·食货志》载，蔡京当政期间国库岁入从5000万贯暴增至1亿贯，但90%取自苛捐杂税，百姓“拆屋伐木，鬻妻卖子”者不绝于途。

二、花石纲之祸：朱勔的江南暴政

为满足徽宗修建艮岳的奢欲，蔡京党羽朱勔在苏州设应奉局，专事搜罗奇石异木。其害有三：

宣和二年（1120年）爆发的方腊起义，直接即是花石纲。义军檄文痛斥：“赋役繁重，官吏侵渔，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

三、军事溃败：童贯的边衅之罪

宦官童贯掌兵权二十年，其军事失误成为北宋灭亡的关键：

• 联金灭辽之误：宣和四年（1122年）北伐辽南京（今北京），宋军两次大败，暴露宋军虚弱，诱使金国南侵。
• 隐匿边报：金军南下时隐瞒军情，致使太原失守后汴京毫无防备。
• 临阵脱逃：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围汴京，童贯随徽宗南逃，导致京城防御崩溃。

据李纲《靖康传信录》记载，童贯掌管西军期间，虚报兵员达七万之数，军饷尽入私囊。

四、党争倾轧：梁师成与王黼的乱政

“隐相”梁师成掌诏令起草，公然卖官鬻爵：“三百贯通判，五百贯知州”成为明码标价。王黼任相时（1119-1121）更创“免夫钱”制度，本应服役的民夫每人须缴免役钱62贯，仅此一项即搜刮6200万贯。二人联手打击异己，将元祐党人碑扩大化，连苏轼文集都遭禁毁。

五、经济崩溃：李彦的北方浩劫

李彦在京东、京西推行“公田法”，将民间良田指为无主荒地强收归官，再租给原主耕种。此法导致：

此举彻底摧毁北方农业生产，靖康之变时勤王兵源枯竭与此直接相关。

六、靖康之耻：六贼误国的终局

1125年金兵首次南下，太学生陈东上书《登闻鼓院状》，首提“六贼”之名。次年钦宗被迫诛杀王黼、流放蔡京（途中饿死）、赐死李彦。然北宋已病入膏肓：

• 汴京存粮仅余40万石，不足守军两月之需
• 西军精锐损失于伐辽之役
• 河北民兵因公田法瓦解

至1127年靖康之变，徽钦二帝北狩，北宋灭亡。史家评曰：“宋之亡，始于哲宗，成于蔡京。”六贼集团二十年的横征暴敛，终使“富宋”沦为废墟。

纵观六贼误国史，其本质是专制皇权下官僚体系的系统性腐败。徽宗纵容贪腐以固皇权，蔡京等人则借皇权以营私，形成恶性循环。这段历史警示后人：当权力失去制衡，经济掠夺与政治腐败交织之时，便是国运衰亡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