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研究

十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研究

五代十国时期（907年—979年），中国历史经历了一个政治分裂、政权林立的阶段。尽管中原地区的五代更迭频繁，但环绕其周边的十个割据政权（即“十国”）却在不同程度上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统治，并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发展出独特的经贸关系。十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不仅成为各政权维持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也促进了区域间的物资流通、技术传播与文化交融，为后来宋代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本文将从贸易网络、主要商品、货币流通及重要商贸事件等方面，对十国间的商业往来展开探讨。

贸易网络与交通路线

十国的地理分布涵盖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四川盆地等区域，各政权为获取所需物资，积极开拓贸易通道。南方诸国凭借水运优势，构建了以长江干流及其支流为主体的贸易网络。其中，南唐占据长江中下游核心地段，成为连接吴越、荆南、楚等国的重要枢纽。南唐都城金陵（今南京）及重要港口鄂州（今武汉）商贾云集，货物在此集散，转运至各地。另一方面，吴越国注重海外贸易，但其内陆贸易亦十分活跃，通过运河及陆路与南唐、闽国等进行往来。在西南地区，前蜀与后蜀依托蜀道和长江上游水系，与荆南、南平乃至中原进行商贸活动，其中成都的“蚕市”、“药市”颇具规模，吸引了南方客商。岭南的南汉则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但其与楚、闽等邻国的陆路边境贸易也持续不断。

主要贸易商品

十国物产各异，互补性强，贸易商品种类丰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除了上表所列，纸张、书籍（如蜀刻本）、木材（楚地输出）等也是重要交易物。这种基于资源禀赋的贸易，有效缓解了各国因疆域有限导致的物资短缺问题。

货币流通与商贸政策

分裂局面导致了货币体系的多样性。各国大多自铸钱币，如南唐的“唐国通宝”、“大唐通宝”，前蜀的“永平元宝”，后蜀的“广政通宝”，楚的“天策府宝”等。同时，前朝的开元通宝等旧钱仍在跨境贸易中广泛使用，形成多种货币并行的局面。为促进商业，一些政权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吴越国钱氏家族减免商税，鼓励贸易；南汉设置“市舶使”管理海上贸易，其经验为宋代所继承；荆南（南平）地小力弱，索性利用地处要冲的优势，对过境商旅征收轻税，以此作为国家重要财源，堪称“以商立国”的典型。然而，贸易也并非总是畅通，战时或关系紧张时，边境封锁、征收高额关税乃至禁止特定商品出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重要商贸事件与影响

十国间的贸易并非单纯的民间行为，往往与政治外交紧密相连。以下是一些值得关注的事件与现象：

其一，茶马贸易的雏形。虽然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兴起于宋与辽、西夏时期，但十国阶段已见端倪。南方产茶国（如楚、蜀）与北方政权或周边地区之间，已有用茶叶交换马匹或其他商品的记录，这为后来的边贸模式提供了历史经验。

其二，官方使团兼行贸易。各国互派使节时，使团常携带大量本国特产，在完成政治使命的同时进行商品交换，实质上扮演了官方贸易团队的角色。例如，南唐使者前往中原或吴越时，便会携带锦缎、瓷器等物。

其三，战争与贸易的交替。政治军事冲突时常中断贸易路线。如后周进攻南唐淮南地区期间，长江水道受阻，严重影响吴越与中原的贸易中转。但另一方面，战争结束后，恢复贸易往往成为议和或关系缓和后的首要议题，显示了经贸联系的内在韧性。

其四，商人的角色与贸易中心。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一批穿梭于各国的商人。一些大城市成为区域贸易中心，如成都、金陵、长沙（楚）、福州（闽）、广州（南汉）等。这些城市商业繁盛，店铺林立，有的还设有专门接待外商的市场或馆驿。

历史意义与总结

十国时期的商业贸易往来，在分裂的表象下维持并深化了中华帝国经济的内在统一性。它证明了即使在中央集权弱化、政权并立的时代，基于地理互补性和经济利益驱动的区域贸易网络依然能够有效运作。这种跨政权的经济交流，不仅保障了各地区的经济生存与发展，促进了手工业技术进步（如陶瓷技艺的传播）和商品经济的活跃，也为后来宋代统一后迅速整合全国市场、发展出空前繁荣的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积累了物质基础、通道网络和管理经验。因此，对十国间商业贸易的研究，是理解唐宋经济变革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揭示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经济力量超越政治割据的强大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