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1842）

《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1842）

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康华丽”号上，清廷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一次战争的正式结束，也开启了中国被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序幕。其中，条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这便是著名的“五口通商”条款，它彻底改变了清代延续百年的“广州一口通商”格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历史背景：从广州体制到战争

五口通商的产生，根植于中西贸易长期的结构性矛盾。清王朝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将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严格限定于广州一埠，即所谓“广州一口通商”政策。所有外贸事务须通过官方特许的“十三行”商人进行，并受到一系列规章的束缚。这种封闭的贸易体制与英国工业革命后寻求广阔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迫切需求严重冲突。中英之间在贸易主权、司法管辖权（如林维喜案）、贸易平衡（英国白银外流）等问题上龃龉不断。为扭转逆差，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开始向中国大规模，导致白银巨额外流，社会与军队深受毒害，最终引发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的严厉禁烟行动。以此为契机，英国国会于1840年通过对华战争议案，第一次战争爆发。清军在英军先进的船坚炮利面前节节败退，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告终，被迫签订城下之盟。

五口通商的具体内容与后续细化

《南京条约》仅原则性规定了五口开放。具体实施细则则在次年（1843年）中英签订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予以明确。这些附件赋予了英国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驻泊通商口岸等特权。五口并非简单开放，其运行模式深刻体现了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以下为五口开埠初期（约1843-1844年）的一些关键信息：

扩展影响与历史关联

五口通商绝非孤立的贸易事件，它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深刻重塑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首先，经济结构变迁：中国传统“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在东南沿海首当其冲，受到洋纱、洋布等机制工业品的冲击开始解体。丝、茶等农产品出口被逐步纳入世界市场，受国际价格波动影响增大。上海凭借其优越区位，迅速崛起为新的经济、金融中心，与广州的衰落形成对比。

其次，主权侵蚀与政治危机：协定关税使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无法保护民族产业。领事裁判权破坏中国司法独立。这些特权的示范效应，引致美、法两国趁火打劫，于1844年相继逼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获得了更多权益，形成列强对华“条约体系”的初步框架。

再次，社会与文化冲击：外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在五动，带来了西方的器物、制度与观念。华洋杂处既引发了冲突（如教案），也催生了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如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进口“合法化”后，输入量激增，社会毒害愈深。沿海地区的苦力贸易（“卖猪仔”）也带来了人道主义灾难。

最后，后续战争的伏笔：五口通商并未满足列强的欲望。英国等认为市场开放仍不够，加之“修约”被拒，最终成为第二次战争（1856-1860年）爆发的重要诱因。战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增开了11个通商口岸，并将势力深入长江沿岸和北方沿海，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结论

综上所述，《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是中国从封闭的封建社会走向被迫开放的近代世界的转折点。它不仅是五个地理口岸的开放，更是一套束缚中国主权的不平等规则体系的建立。它直接冲击了清朝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秩序，激化了内外部矛盾，同时也客观上迫使中国与世界发生更紧密的联系，启动了漫长而痛苦的近代化历程。五口通商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屈辱与抗争、沉沦与探索的复杂序章，其深远回响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