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瑾使蜀维盟约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趁关羽北伐襄樊之际，袭取荆州，擒杀关羽，孙刘联盟彻底破裂。次年（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次年（公元221年），刘备于成都称帝，随即以替关羽复仇为名，倾国之力东征孙权，爆发夷陵之战。然而，公元222年，陆逊于猇亭大破蜀军，刘备狼狈退守白帝城，吴蜀两国陷入全面敌对状态。值此危局之际，孙权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外交决策：派遣重臣诸葛瑾出使蜀汉，意图修复破裂的联盟关系。这一事件，史称“诸葛瑾使蜀维盟约”，成为三国鼎立格局下，吴蜀关系从敌对走向再度联合的重要转折点。

诸葛瑾，字子瑜，乃蜀汉丞相诸葛亮之胞兄。他为人敦厚持重，深得孙权信任，时任孙权幕府长史，位列东吴核心决策层。派遣诸葛瑾使蜀，孙权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一方面，诸葛瑾身份特殊，其弟诸葛亮是蜀汉实际上的二号人物（时刘备尚在），这种血缘纽带为沟通提供了潜在的便利；另一方面，诸葛瑾政治经验丰富，善于斡旋，是执行这一微妙外交使命的理想人选。更为关键的是，孙权已敏锐察觉到北方曹魏的巨大威胁。吴蜀长期敌对，只会让曹魏坐收渔利。

公元222年末至223年初，诸葛瑾肩负使命抵达蜀地。此时蜀汉正值新败，国力大损，刘备病卧白帝城永安宫，政局动荡不安。诸葛瑾面对的谈判对象，表面上是病重的刘备，但实际决策权很可能已开始向诸葛亮倾斜。史书虽未详细记载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核心议题清晰：双方需搁置荆州归属争议，重新确认共同对抗曹魏的战略目标。诸葛瑾凭借其诚恳的态度和政治智慧，向蜀汉方面传达了孙权愿意和解、共御强敌的意愿。

刘备在生命最后时刻，审时度势，接受了孙权的橄榄枝。虽然他内心对荆州之失和关羽之死难以释怀，但现实的军事压力（曹魏陈兵边境）和蜀汉的虚弱状况迫使他必须做出理性选择。据《三国志》等史料记载，刘备在病榻上接见了诸葛瑾，双方很可能达成了初步的和解意向。公元223年四月，刘备病逝于永安宫，临终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成为蜀汉的实际掌舵者，他深知联吴抗魏是蜀汉存续的唯一可行战略，因此对兄长带来的和平倡议给予了积极回应。

诸葛瑾的使蜀，为吴蜀关系的回暖奠定了基础。刘备去世后，诸葛亮迅速派遣使者回访东吴，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蜀汉派遣中郎将邓芝使吴，孙权与之坦诚交流，双方正式恢复联盟。此后，诸葛亮又多次派遣费祎、陈震等重臣出使东吴，维持并深化同盟。孙权称帝后（公元229年），蜀汉再次遣使祝贺，双方正式订立盟约，约定平分曹魏疆土，标志着吴蜀同盟进入鼎盛时期。

诸葛瑾使蜀维盟约的意义重大而深远。首先，它及时阻止了吴蜀两国在仇恨中继续内耗，避免了被曹魏各个击破的亡国危机。其次，它促成了三国鼎立格局的长期稳定。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尽管吴蜀之间仍偶有摩擦（如争夺南中影响力、边境小规模冲突），但同盟框架始终得以维持，共同构成了对抗北方强权的南方战线。诸葛亮北伐中原期间，东吴虽未大规模出兵配合作战，但在战略上牵制了曹魏大量兵力，客观上支援了蜀汉的军事行动。

此外，诸葛瑾此次出使，也体现了三国时期外交的独特之处。它并非单纯依靠冰冷的国书和利益交换，也巧妙地利用了私人情感与血缘纽带。诸葛瑾与诸葛亮兄弟二人，虽各为其主，但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都深刻理解联盟的极端重要性，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这种公私兼顾的外交方式，在三国乱世中显得尤为可贵。当然，联盟的根本维系仍在于共同的战略利益——对抗曹魏，一旦这个基础动摇（如蜀汉后期国力急剧衰退，或东吴后期诸葛恪北伐失败后战略收缩），联盟的紧密程度也会随之变化。

历史证明，孙权在夷陵之战后迅速采取主动，派遣诸葛瑾使蜀维盟，是一个极具政治远见的决策。而蜀汉方面，无论是刘备晚年的醒悟，还是诸葛亮坚定不移的联吴政策，都显示了两国领导层对天下大势的清醒认识。诸葛瑾作为和平使者，成功地穿越了战争的硝烟与仇恨的迷雾，重新连接起吴蜀两国，为三国历史书写了关键的一章。这一事件深刻揭示：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博弈中，适时放下仇恨，寻求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往往是生存与发展的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