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大征始

万历三大征始

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期间（1572-1620年），明朝虽已步入中后期，国力承平日久，积弊渐生，然帝国余威犹存，尚能动员庞大资源应对边疆危机。自万历二十年（1592年）至二十八年（1600年），明朝在西北、西南、东北三个方向接连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史称“万历三大征”。这三次战役不仅是万历朝重要的军事遗产，更深刻影响了明朝乃至东亚的政治格局，成为帝国由盛转衰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其序幕，便由一场突如其来的西北边陲叛乱拉开。

宁夏之役（1592-1593年）：三大征的首战，其爆发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万历前期，张居正改革中整饬边防的成果仍在，但其去世后，明朝边政再度松弛。宁夏镇作为明代“九边”之一，肩负防御蒙古的重任，当地武将势力盘根错节，与中央矛盾日深。万历二十年二月，宁夏镇副总兵哱拜联合其子哱承恩、义子哱云及蒙古河套部，以巡抚党馨“刻削激变”为借口，发动叛乱。叛军迅速占领宁夏镇城（今银川），并控制河西四十七堡，与河套蒙古骑兵互为犄角，声势浩大，震动关中。

明朝中枢反应迅速，深知宁夏失守将动摇整个西北防线。万历帝任命兵部尚书、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魏学曾为总指挥，后又加派御史兼监军梅国桢督战，并调集名将李如松（辽东铁骑）、麻贵等部驰援。明军初期进展不顺，魏学曾因围城不力被革职，由叶梦熊接替。战局转折点在于明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一是调集大军彻底孤立宁夏城，阻断叛军与蒙古的联络；二是采用久围水攻之策，决黄河水灌城。城内叛军内讧，哱拜势穷，于万历二十年九月城破被诛。此役虽仅历时七月，但调动兵力近十万，耗费帑银约二百万两，初步暴露了明朝虽能平定内乱，但军事机器运转已显笨重、耗费巨大的问题。

朝鲜之役（1592-1598年，日本称“文禄·庆长之役”）：宁夏烽火方熄，一场规模空前的国际战争已在东北亚酝酿。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为实现其“超越日本，征服大明”的野心，于万历二十年四月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日军十余万人在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率领下，登陆朝鲜，短时间内攻陷王京（汉城）、平壤，朝鲜“三都失守，八道瓦解”，国王李昖逃至中朝边境的义州，接连向明朝求救。

明朝起初对敌情判断有误，只派了少量部队试探，结果在平壤受挫。在认清事态严重性后，万历朝廷做出了“迎敌于外，扶危邦于既倒”的战略决策。万历二十一年，以名将李如松为提督，率四万余精锐明军入朝，一举光复平壤，取得碧蹄馆之战后双方进入议和与对峙阶段。然而丰臣秀吉并无真心和谈，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再度大举侵朝，“丁酉再乱”爆发。明朝第二次出兵，以兵部尚书邢玠总督蓟辽、经略朝鲜，提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陆续增兵至十余万。战争在陆海两线展开，关键的露梁海战中，明朝老将邓子龙与朝鲜名将李舜臣并肩血战，双双殉国，但也予日军毁灭性打击。随着丰臣秀吉病逝，日军全面撤退，战争以中朝联军胜利告终。此役明朝倾尽全力，历时七年，耗资巨大，据《明史》等记载，直接军费超过千万两白银，严重损耗了张居正改革积累的国库储备。

播州之役（1599-1600年）：当朝鲜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帝国西南边陲的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又起狼烟。播州自唐末以来由杨氏土司世袭统治，历宋、元至明，已七百余年，形成了半独立的地方政权。末代土司杨应龙初期对明廷尚称恭顺，曾参与朝鲜之役，但后期因家族仇杀、与周边土司冲突以及朝廷怀疑其谋反，关系急剧恶化。万历二十四年起，杨应龙时叛时降，至万历二十七年，其武装攻掠贵州、湖广多地，屠戮极惨，终于迫使明朝下定决心进行剿灭。

万历帝任命曾任辽东巡抚的李化龙总督四川、湖广、贵州军务，调集包括刚从朝鲜战场返回的刘綎部在内的二十余万大军，分八路进剿。杨应龙倚仗天险，其大本营海龙屯城堡建于陡峭山巅，易守难攻。明军经过艰苦作战，逐步扫清外围，于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将海龙屯合围。在长期围困和猛烈攻击下，屯内粮尽援绝，杨应龙最终自焚而死，播州杨氏统治终结。战后明朝实行“改土归流”，将播州之地分设遵义、平越二府，分别隶属四川、贵州，加强了中央对西南的直接控制。此役虽成功，但再次消耗了巨量国力。

扩展与历史影响：万历三大征均以明朝胜利告终，短期内维护了国家统一和东亚宗藩体系的稳定，展现了明朝依然保有相当的军事动员和组织能力。然而，其深远影响却更多地指向了。首先，巨大的财政消耗直接掏空了太仓银库，为弥补赤字，万历帝不得不加紧矿税监的横征暴敛，导致民变纷起，朝政更加败坏。其次，连续大规模的征调，尤其是辽东精锐的频繁远征，客观上造成了辽东防务的空虚，为日后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战略窗口。最后，三大征的胜利可能使明朝统治者产生了虚假的安全感，未能及时进行深刻的军事和财政改革，帝国在表面的武功之下，实质已步入慢性衰亡的轨道。因此，万历三大征既是明王朝军事力量的最后辉煌，也堪称其国运转衰的重要标志，为明末席卷内外的全面危机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