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宏大叙事中，王朝更迭之际的忠诚与背叛，往往是衡量人物历史分量的关键标尺。公元960年发生的陈桥兵变，作为赵匡胤黄袍加身、开启北宋王朝的标志性事件，其过程并非全然是兵不血刃的和平禅让。在这场精心策划的权力转移中，后周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的激烈反抗与最终殉国，如同一道刺目的血色印记，为后周王朝的终结增添了一抹悲壮的色彩。他的选择，在颂扬宋朝正统的主流史观之外，提供了另一个审视忠诚、道义与历史进程的珍贵视角。
要理解韩通的抉择，必须先了解他所效忠的后周王朝及其面临的局势。后周是五代中一个颇有作为的短命王朝，尤其在世宗柴荣统治时期，内修政理，外拓疆土，一度展现了终结乱世的曙光。柴荣雄心勃勃，立志“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然而天不假年，显德六年（959年），柴荣在北伐契丹途中病重，仓促回师后旋即驾崩，年仅七岁的幼子柴宗训继位，是为周恭帝。主少国疑，政权瞬间陷入了巨大的不稳定之中。柴荣临终前对朝廷人事进行了关键安排，试图构建一个平衡的辅政格局：任命范质、王溥、魏仁浦为宰相，执掌中枢文政；而军权则交给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以及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等人。其中，赵匡胤掌握最精锐的殿前军，韩通则与李重进分掌侍卫亲军。这一安排本意在于相互制衡，但在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平衡异常脆弱。
韩通，并州太原人，出身行伍，以勇力闻名，早年便追随郭威（后周太祖）征战，是后周政权的元从宿将。史载其“性刚而寡谋，言多忤物”，人称“韩瞪眼”。这种刚直倔强、不善权变的性格，既是后坚决抵抗的性情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他悲剧的结局。在柴荣时代，他屡立战功，深受信任，被委以侍卫司副长官的重任，肩负着护卫京城和皇室安全的核心职责。
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朝廷接到镇、定二州的紧急边报，称北汉与契丹联军南下。在宰相范质、王溥的主持下，仓促决定派遣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后世史家多认为，这份边报很可能是赵匡胤集团为调动军队离开京城而精心策划的虚假情报。正月初三，大军出开封，当晚驻扎于距京城东北仅二十公里的陈桥驿。当晚，著名的“陈桥兵变”上演。在赵匡胤之弟赵光义、谋士赵普以及一众将领的策划下，军中流言四起，宣称“主上年幼，吾辈出死力破敌，谁则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次日黎明，将士将预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佯装醉醒的赵匡胤身上，山呼万岁。赵匡胤在“被迫”接受的同时，与将士约法三章，要求不得惊犯太后、少主及公卿，不得抢掠府库，这为兵变披上了一层相对文明的外衣。随后，大军回师，直指开封。
当兵变消息传回开封时，朝野震动。作为留守京城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的韩通，其反应最为激烈和决绝。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记载，韩通闻变后，从未央宫仓皇奔归，意图组织抵抗。他可能希望调动自己麾下的侍卫亲军部队，或关闭城门据守，或率军迎击。然而，兵变的策划者对此早有防备。赵匡胤在军中多年，势力盘根错节，不仅殿前军尽在掌握，在侍卫亲军系统中也早有渗透。据史料分析，当时开封城内的军事力量对比已严重失衡：
| 军事系统 | 主要指挥官（兵变前） | 在开封城内的大致力量 | 对兵变的态度 |
|---|---|---|---|
| 殿前司 | 都点检赵匡胤（已离京） | 主力随赵出征，留守兵力薄弱 | 核心为赵氏势力，支持兵变 |
| 侍卫亲军马步军 | 都指挥使李重进（在外镇守）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京） | 韩通可直接调动的兵力有限，且军中多有赵氏亲信 | 韩通坚决抵抗，但部分中下层军官可能已被收买或观望 |
| 其他城防、宫禁部队 | 分散将领 | 分散，缺乏统一指挥 | 多数选择观望或顺势归附 |
韩通的抵抗行动迅速失败。当他从宫中赶回府邸时，赵匡胤的先遣人员、殿前司勇将王彦昇已率骑兵率先入城，并直扑韩通府第。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或可称之为追杀）在韩府发生。韩通及其家人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最终，韩通与其子、可能是试图反抗的韩珪等人，一同被王彦昇杀害。韩通成为了陈桥兵变中几乎唯一的流血牺牲者，他的死，象征着后周武装抵抗力量的彻底覆灭。
韩通殉难后，开封城门洞开，再无阻碍。赵匡胤大军顺利入城。宰相范质、王溥等人在短暂的指责后，见大势已去，只好率百官跪拜新君。当日，赵匡胤在崇元殿举行禅代仪式，接受周恭帝禅让，改元建隆，定国号为宋。后周王朝就此覆亡。对于韩通之死，新建立的宋朝朝廷态度微妙。一方面，赵匡胤为安抚人心，显示宽仁，下令追赠韩通为中书令，以礼厚葬，并似乎惩处了擅杀的王彦昇（初期未授其节度使衔）。但另一方面，在官方修史中，韩通的形象被刻意淡化甚至略含贬义，其忠烈之举未被大力宣扬。直到宋神宗时期，才应大臣之请，追赠韩通为“忠于周”的匾额。这与北宋对投降的南唐后主李煜、后蜀孟昶等人的待遇形成对比，韩通的“殉节”在当时的道德评价体系中，无疑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忠义行为，但其反抗的对象是本朝太祖，这使其表彰变得敏感而有限。
扩展来看，韩通的命运并非孤例，在五代宋初的乱世中，武人的忠诚面临着残酷考验。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李重进是周太祖郭威的外甥，身份贵重，起初也被赵匡胤忌惮。兵变时他镇守扬州，起初不服，但最终在宋军压境下抵抗失败而全家自焚。另一位后周顾命节度使昭义军李筠，也在潞州起兵反宋，兵败后投火自尽。他们的抗争，连同韩通的喋血京城，共同构成了后周残余势力对北宋建立的最后反抗图谱。然而，历史大势已不可逆转。赵匡胤通过相对克制的兵变过程、严明军纪、优待后周宗室与旧臣等策略，极大减少了政权转换的阻力，使得北宋基本和平地继承了后周的政治遗产和统一蓝图，并最终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韩通的故事，其价值在于它揭示了历史转折点上个人选择的悲剧性力量。在陈桥兵变这一标志着从混乱走向秩序、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关键事件中，韩通选择了对旧王朝的绝对忠诚。他的抵抗是徒劳的，他的死亡在当时波澜壮阔的统一进程中，似乎只是一个微小的插曲。然而，正是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刚烈，这种对自身职责和信念的坚守，在成王败寇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树立了一种关乎气节与道义的人格标杆。他的殉难，仿佛一个沉重的注脚，提醒后人：历史的洪流固然浩浩荡荡，但其中每一朵逆向的浪花，都值得被铭记和深思。韩通以其生命，为后周这个短命却承前启后的王朝，画上了一个悲壮而刚硬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