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上，曾国藩及其创建的湘军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支以湖南乡勇为基础的地方武装，不仅成功镇压了席卷南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政局的走向，成为近代中国军事、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湘军的崛起，直接源于清王朝正规军——八旗与绿营在面对太平天国时的无能。自1851年金田起义始，太平军势如破竹，于1853年定都天京（今南京），与清廷形成南北对峙。清廷赖以维系的经制之师腐朽不堪，屡战屡败。在此危局下，咸丰皇帝被迫下诏鼓励地方官绅兴办团练，以助官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852年因母丧丁忧在籍的礼部侍郎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他没有简单地组织地方武装，而是以儒家理学思想为精神内核，以乡土、血缘、师友关系为纽带，创建了一支全新的军队——湘军。
湘军在制度上与绿营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其特点鲜明：
| 对比维度 | 传统绿营兵 | 曾国藩的湘军 |
|---|---|---|
| 兵源 | 世兵制，父子相承 | 招募制，主要招募朴实的湖南农民 |
| 建制 | 国家经制，分散驻防 | 私兵性质，以营为单位，层层效忠 |
| 指挥体系 | 职权分离，兵将分离 | 兵为将有，将领拥有极大自主权 |
| 后勤与薪饷 | 由国家财政拨付，常被克扣 | 主要依靠自筹（厘金、捐输等），饷银丰厚 |
| 精神教育 | 缺乏系统的思想灌输 | 强调儒家忠义思想，灌输“卫道”理念 |
这套全新的组织模式，使得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远超绿营。经过数年苦战，尤其是经历了早期的数次惨败后，曾国藩稳扎稳打，采取“结硬寨，打呆仗”的策略，逐步扭转战局。1854年，湘军攻克岳州、武昌，初露锋芒。随后，战争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双方在江西、安徽等地反复争夺。关键的转折点是1861年湘军攻占安庆，此役歼灭了太平军最精锐的陈玉成部，使天京门户洞开。最终，在1864年7月，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攻破天京，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湘军的成功，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层面，对晚清政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结构性冲击：
首先，督抚专权的局面由此形成。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廷为赋予前线将领更大权力，不得不将地方行政、财政、军事大权一并授予。曾国藩本人先后担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要职，其麾下将领如左宗棠、李鸿章（由湘军系统衍生出淮军）、刘长佑等也纷纷出任封疆大吏。他们手握重兵，控制地方财源（如厘金），其权力基础不再是朝廷的任命，而是其亲手创建的军队。这使得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成为晚清乃至民国初年政治的一大特征。
其次，汉人官僚集团的势力急剧上升。清王朝自建立以来，始终奉行“重满轻汉”的政策，核心权力掌握在满洲亲贵手中。湘军的胜利，证明了汉人官僚和士绅有能力挽救王朝危局。自此，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臣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核心角色，清廷不得不依赖他们来应对内忧外患，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满汉权力的平衡。
再者，湘军开启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声。虽然湘军本身仍属传统军队，但其后继者淮军在李鸿章的带领下，更快地接受了西洋火器与战术。购买和仿制西式炮、轮船，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由湘淮集团推动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起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正是源于他们在与太平军作战及后来应对西方列强时的切身体会。
然而，湘军的遗产也具有双重性。它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军纪时有败坏，尤其是在攻破天京后，纵兵焚掠，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它所开创的兵为将有的传统，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增强了军队战斗力，但也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清末的新军乃至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其内部的人身依附关系，均可追溯至湘军的模式。
综上所述，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是晚清历史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力量。它既是传统儒家士大夫挽狂澜于既倒的实践，又是不自觉地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变革的催化剂。它的胜利暂时稳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即所谓的“同治中兴”，但其带来的督抚专权与汉人势力上升，却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朝的统治根基。研究湘军与晚清政局，正是观察一个古老帝国在内外压力下，其政治、军事与社会结构如何发生深刻裂变与重组的最佳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