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百日维新（1898）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1898）

1898年，清帝国在甲午战争惨败于日本后，陷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面对内忧外患，以光绪皇帝为核心，一批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维新派官员和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旨在全面改革国家制度的政治运动，史称戊戌变法。因其阶段自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至变法失败，历时约一百零三天，故又被称为百日维新。这场运动虽然短暂，但其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探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历史背景与动因

戊戌变法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是19世纪末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首先，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朝野上下深感“国将不国”，变法图强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其次，早期维新思想家如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人已经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介绍和鼓吹，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准备。再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通过上书、办学（如万木草堂）、办报（如《时务报》）等方式，广泛宣传变法思想，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痛陈时局之危，并呈上《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等著作，以俄、日为例，论证变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终打动了年轻而希望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

二、 核心人物

变法运动的核心人物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政治联盟。

光绪帝：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他希望通过变法夺回被慈禧太后长期掌控的实权，并振兴清王朝。他是变法谕旨的颁布者，是维新派的依靠。

康有为：变法的总设计师和理论家。他提出了设立制度局、全面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改革官制等激进主张。

梁启超：康有为最重要的弟子和助手，以其犀利的文笔和卓越的宣传能力，成为维新派的“笔杆子”，主持《时务报》，影响巨大。

谭嗣同：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著有《仁学》，思想更为激烈，对君主专制批判深刻。

翁同龢：光绪帝的师傅、军机大臣，早期对康有为有引荐之功，是帝党在朝廷中的重要支持者。

与之相对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包括大多数满洲亲贵和守旧官僚，如荣禄、刚毅等，他们视变法为对其权力和满洲特权的根本威胁。

三、 主要改革措施

自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在接下来的百余天里，一系列变法诏令如雪片般飞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多个领域。其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

四、 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与变法失败

如此迅猛而广泛的改革，必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守旧派纷纷向慈禧太后哭诉，称“皇上病重”或“妄变祖制”。慈禧太后虽然起初应允变法，但其底线是不得动摇其最高权威和满洲贵族的根本利益。随着变法触及官制改革和人事，特别是光绪帝罢免礼部六堂官、任命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新旧党争达到白热化。

深感危机的守旧派在慈禧太后和荣禄的策划下，开始密谋政变。光绪帝和维新派试图反击，但手中几无兵权。情急之下，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游说其发动兵变，包围颐和园，软禁慈禧。然而，袁世凯权衡利弊后，选择向荣禄，加速了政变的发生。

1898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宣布重新“训政”，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逮捕维新派。持续103天的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五、 戊戌六君子与历史影响

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力帮助下逃亡海外。而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被捕，并于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被处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就义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精神震撼了当时及后世无数国人。

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通过清王朝自上而下进行温和的、体制内改革的道路行不通。它深刻地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使他们认识到，不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政权，任何真正的改革都难以实现。此后，更多的知识分子转向革命，最终催生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同时，变法期间提倡的许多具体措施，如兴办新式学堂、发展实业等，在其后清末新政中得以部分延续，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总而言之，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试图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实践。它的激进性与不彻底性，领导者的政治幼稚与守旧势力的强大顽固，共同导致了其悲剧性的结局。然而，它所倡导的爱国、变革、图强的精神，以及对未来中国道路的深刻探索，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