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道家作品。
高诱在序中指出此书的思想内容：“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著，其文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四库全书总目》亦归入“杂家”，属于子部。
该书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糅合了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东汉高诱《淮南鸿烈解序》）。作者认为此书如道一样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
西汉时期写就的《淮南子》严谨地考察国情，使“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即探究历史发展的思维，合乎夏禹、商汤、周文（武）的传统。编著者刘安等研究了诸子百家，发现孔子研究西周初年的统治，继承周公的思想，以此来教导学生，他的学说最好地继承了古代传统的学派。他说，墨子、杨朱、申不害、商鞅这些人的学说，就像伞盖上的支撑，车轮上的辐条，多一根不算多，少一根无所谓，可是没有儒家学说不行。
《淮南子》的作者们认为要想成功地治理天下，应该以道为钓竿，以德为钓丝，以礼乐为鱼钩，以仁义为鱼饵，投之于江，浮之于海，芸芸众生，纷纷万物，哪一个不追逐于左右，服从于君主？治国必须遵循天道，但“国无义，虽大必亡”。《淮南子》认为，在治国方面，道家和儒家是一个整体，道指天道，德是天道的各种表现，礼乐仁义则是天道在人性中的反映，以道德为主，礼乐仁义为辅，是治国之道的整体，缺一不可。
《淮南子》认为，儒学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它不能使人不产生欲望，只能限制人们的欲望；不能让人不追求享乐，只能限制人们的淫荡。试想，与其让人怕刑罚而不偷盗，哪如使人没有偷盗之心呢？儒家做不到，但是道家可以做到。
《淮南子》说，一个参透了天道的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自由自在地活着，舒心惬意地行动，抛开天下诱惑而不贪心，无视人间万物而不取利，处身于浩淼太空，悠游于无边原野，登天堂不为贫富肥痩烦恼。修行到这样的程度，看透了一切，不做不该做的事，天下自然和谐，个人淡泊无欲，统治下的百姓自然纯朴……这样的君主，活着不要名号，死了不需谥法，成堆的财富不要，显赫的名誉不稀罕。这样的情景，就是“太清之始”。
“太清之始”侧重于个人的修行，达到“太清”程度的修行者为圣人。《淮南子》说：“圣人”统治的古代“政教平、仁爱给，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故圣人为之作乐以和节之”。这种理想社会，天下人和睦融洽。人人都可生活得如愿、惬意，近似于儒者向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其中提出的上下、君臣、兄弟关系，以及制礼作乐，又近似于儒者所述的“小康”社会，其代表性的“圣人”就是禹、汤，文、武、周公。
《淮南子》认同儒家大同与小康的理想，但是最美好的还是“太清”之始。那时候，没有刑罚，没有礼义廉耻及毁誉仁鄙，万民不互相侵犯施暴，好比生活在混沌无知之中。汉初，有一些儒生不知变通，叔孙通称之为“鄙儒”。《淮南子》没有一般地反对仁义与文明，说社会道行堕落然后提倡仁，行为失控然后倡导义，破坏了和睦然后兴乐舞，礼仪败坏然后讲究外表装饰，夏商周后，世道衰败，才出现《诗经》和《春秋》。《淮南子》强调“圣人”制礼乐而不受制于礼乐，治理国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常规，而得民是根本，只要有利于民，就不一定要学古人。
《淮南子》又认同《尚书·皋陶谟》中所阐述的民本主义。它进一步阐述，法律制度应该与时俱进，礼义应该适应各时期、各地区的民风民俗。总之，仁义作为社会成员行为操守的准则，是万世不变的，但在不同条件下，应该随时变通。儒者固执于《诗经》与《春秋》，《淮南子》说，以这些过时的著作来指导当今的社会，怎么可能再现夏、商、西周那样的盛世呢？凡是“六经”都有所长与所短，应该取其所长，避其所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