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玺是封建王朝的帝王在国家大典、重大政事及交换国书时使用的印章，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中华民国是结束两千多年帝制后诞生的国家，有没有国玺?如果有国玺，那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1927年4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参加者有蒋介石、柏文蔚、吴敬恒、张人杰、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煜瀛、蔡元培等，会议议决于4月18日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将原来广州国民政府的“国民政府之印”改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
4月18日上午9时，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柏文蔚、吴敬恒、张人杰、甘乃光、陈果夫、胡汉民、李煜瀛、蔡元培等在南京丁家桥前江苏省议会举行国民政府定都典礼。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仓促，其时没有国玺，只镌刻了一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由监察委员蔡元培代表国民党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受印。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登上中国最高权力宝座的蒋介石，却存有帝王专制之野心，急需要一颗新的国玺来替换“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在他的授意下，11月2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制玉质国玺，文曰‘中华民国之玺’。”后来又规定了国玺的尺寸、形状。由于一时缺乏荆山之玉，只好留待日后。
北伐胜利后，为防止诸侯坐大，蒋介石要控制、缩小各集团军的力量，1929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矛盾激化，蒋桂战争一触即发。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的李济深以鲁仲连自任，出面调停蒋桂之间的矛盾，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他向蒋介石荐言，不要派遣中央军进入湖南，防止战争爆发。蒋介石装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模样，表示：“请任潮兄(李济深字)转告李宗仁、白崇禧，蒋某决不向湖南派兵。”李济深满心欢喜，电告李、白停止军事行动，说蒋介石已经同意“和平解决湘事”。
熟料，中央军突然开进了湖南。李宗仁、白祟禧感到被李济深欺骗了，进行电责。李济深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行为也十分气愤，为了表示自己是与广西保持一致的，他电告李、白：“如蒋军继续入湘追击，可予迎头痛击。”
此电还未发出，便被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所截获。李济深成了阶下囚，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郊区的汤山，罪状为“主使部队抗命称兵，分头发难，谋叛党国。”国民党中央也做出了永远开除李济深党籍，褫夺一切职务的决定。春夜独思，李济深发出“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的感叹。
顺带说一下，根据国民政府印信条例规定：最高级别的将军印，即蒋介石，为特级上将，将军印为8.8×8.8厘米;上将印为7.5×7.5厘米;中将印为6.7×6.7厘米;少将印为6.5×6.5厘米。李济深做过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如果他有“将军印”，丢掉的应该是7.5×7.5厘米规格的一种。
蒋桂战争爆发后，李宗仁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第四集团军很快瓦解。此时，粤系将领、李济深部下陈济棠正滞留沪上，李济深被囚禁后，陈济棠公开支持蒋介石，蒋介石遂委陈济棠为广东特派员，将两广大权交给陈，令其“随即返粤，不必入京”。
陈济棠受宠若惊，回到广东发表通电，就任中央编遣特派员职务，他命令桂军立即离粤，并计划三个月内将两广军队整顿完毕。
陈济棠此举加剧了粤桂间的矛盾，不久，李宗仁发兵沿西江而下，进攻广东。陈济棠投靠蒋介石，接任第八路总指挥，调遣蒋光鼐、蔡廷锴部迎击桂军，大获全胜，桂系残部由李明瑞收编。
陈济棠在广东立住脚后，又以李明瑞“赤化广西”为借口，就势夺取了广西的地盘。陈济棠从一位粤军师长一跃而成为“南天王”，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但不知道怎样回报蒋介石，于是他专门咨询了古应芬。
古应芬字勷勤，广东番禺人，同盟会元老，曾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秘书长、大本营财政部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古应芬任财政部长，后任文官长。古应芬告诉陈济棠：蒋介石亟须一颗国玺，但没有合适的印材。
陈济棠立即派人去缅甸，踏破铁鞋，终于寻到一块上好的青翠玉石，以9500元大洋的高价将其购回，并托古应芬带到南京，献给蒋介石。
蒋介石请玉石专家鉴定，果然是块稀世珍宝，决定以此制成国玺，遂将这块缅甸玉石交给印铸局局长周仲良，让其负责刻玺工程。
周仲良专门组织了一套人马，自己亲自督制。技正施展华(别号子肩)担任设计绘图，唐源邺(别号醉石)、刘云逵(别号心僧)任监工助理，技正王褆负责监工并篆文，玉匠陈世科、陈燮之父子担任篆刻工作。
这里要专门介绍一下王褆其人。王褆(1878-1960 )初名寿褀，字季维、福盫、屈瓠，别署罗刹江民，晚年自号持默老人。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西泠印社的创办者之一。凡钟鼎、籀书、隶书、楷书无所不精，尤通晓治印。他喜欢收集印章，自噱为“印佣”。民国初年曾在北京政府印铸局任技正，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之玺”，六个篆字就出自他的手笔。
此次王褆使出浑身本领，书写了“中华民国之玺”几个字，与北京政府的玉玺篆字风格有异，更见功力。
刻玺工程从1929年7月1日开始，到10月9日国庆前一日琢刻完竣，成为向双十节献的一份大礼。
南京国民政府的这枚国玺，比北京民国政府的国玺略有扩大，为13厘米，更显厚实庄重。印铸局局长周仲良特意为此事题识如下：
国民政府于上年十一月二日第五次国务会议决议，制中华民国之玺一方。续于第八次国务会议核定玺文及尺度。惟以相当玉材难得，久未能制。今年夏，适陈济案同志捐送缅甸翠玉为制玺用，托古文官长赉京。经第三十一次国务会议议决，复经第三十二次国务会议核定玺钮图式，遂于七月一日开始琢制，国庆前一日告成。重九十二两七钱，台高九公分，二面方十三公分。二玺妞为四环柱，分列虞书十二章，取中华民族文明达于四表意。钮顶中端为党徽，示党高于一切之意……
中华民国十八年国庆日周仲良谨识
1929年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国民政府明令，于国庆日启用国玺。
后来，考试院院长看了周仲良的题识，认为该文中有不确之处，特地予以更正。文曰：
监制国玺者为印铸局局长周君仲良，其所记经过及度量数字均正确无误。帷诠释钮顶文之青天白日谓之党徽，又云意在党权高于一切，实为随俗之误会。我国父定青天白日为国徽，其意义之广大深远已自明显。三民主义即青天白日之用，天心人意皆以青天白日为大中至正之体，而诚正修齐治平之工夫，亦无不以青天白日为楷模。余追随国父者有年，国府议定玺案余亦在席，因略志之以告后贤。
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陈济棠与蒋介石翻脸，起兵反蒋。他否认自己献玉的媚蒋之举，辩解说献玉是“表示余拥护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如玉之纯粹坚决，爱国爱党意志如玉之坚贞之意”。(《陈济棠自传稿》)
1949年4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率领和谈代表飞抵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4日，朱蕴山、刘仲容从北平飞回南京，带来了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一个重要口信：只要李宗仁把总统大印和国玺带在身边，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签订和平协议，并凭此可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宗仁听后默不作声。
4月23日，李宗仁带着中华民国之玺和总统大印逃离南京，辗转去了广州。不久，李宗仁去美国养疴，蒋介石趁乱恢复总统制，那颗“中华民国之玺”最终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