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课题下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专题研究,预定目标是：“以西周青铜器中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形制、纹饰作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所谓“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的铜器，是指铭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专题研究的任务是要从考古学上对这些四要素俱全铜器进行比较准确的分期断代，从而使历谱研究能够建立在科学的坚实基础之上，避免过去那种不顾铜器年代妄加推算的随意情况。
西周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肇始于本世纪30年代，在此之前则是一团混沌。宋代和清代的金石学家，对个别铜器的年代偶有论及，或就铭文中的人名与文献记载比附，或依後世历术推步历朔，缺乏对铜器形制、纹饰和铭文的全面考察，因而所定年代多不可靠。郭沫若在1932年编撰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及1935年增订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考释》，第一次将近代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应用于铜器研究，对西周时代的有铭铜器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初步建立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他对250件西周重要器铭进行断代，是以“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标准器”为基点, 联系相关的人名和史事，注重器物的形制和纹饰，再检验相互之间的历朔关系。郭沫若创立的这种标准器断代法，在铜器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的开拓性意义。
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问世後不久，中外有关学者受其影响，着手对其中，西周铜器占较大比重，被区分为前後两期，至于判定具体王世的240多件西周有铭铜器，则“与郭氏同者十七八，而 者亦十二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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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作者与陈公柔、张长寿二先生合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文物出版社，2000年)的执笔撰写部分中选录,个别文字稍有变动。
西周铜器进行新的研究。瑞典学者高本汉（B.Karlgren）于1936和1937年，先後发表《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器和周器》、《中国青铜器的新研究》二文①，根据《大系》等书判定的金文年代，探讨殷代和西周不同时期铜器形制和纹饰的特点，提出殷式、殷周式等概念，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容庚于1941年出版的综合性论著《商周彝器通考》，详细 有传世铜器资料，系统论述商周铜器的诸多方面问题。该书的突出特点是，选录50多种铜器的上千幅图像，以及70多种铜器纹饰的常见样式，分别按其类型判别和时代先後编列，形成内容丰富的参考图谱。後来，陈梦家于四十年代后後期，大力收集流散欧美各地的商周铜器，更加深入地进行考古类型学研究②；继而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写作《西周铜器断代》一书③，将西周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以昭穆之间和夷厉之间为限），还曾考虑将中期再分前、後两段（以恭懿之间为限），全书论及有铭铜器400件，对标 器断代法又有新的发展。他在进行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时，对已有铜器资料作了尽可能彻底的清理，密切关注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仅深入分析器铭内部的多方面联系，例如同作器者、同父祖、同族名、同官名、同时、同地、同事等等，而且更加注重铭文字形和书体、器物形制和纹饰的相互比较，力主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作出决断。这对于西周铜器研究进一步走上考古类型学的科学轨道，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七十年代中期以後，随着周原、丰镐等地众多西周高级贵族墓葬和青铜器窖藏的陆续发现，年代和组合可靠的西周铜器资料有大幅度增加，这便为西周铜器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兰总结自己毕生的研究心得，再次清理有关资料，着手撰写《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一书。令人遗憾的是，他仅完成全书不到一半的篇幅，穆王部分尚未全部写完，便与世长辞。李学勤、马承源和其他学者，为提高西周铜器的研究水平而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外国有关学者也有不少新的贡献。许多新出土的西周有铭铜器，经过各方面专家多角度的共同讨论，被确认为某些王世的标 器，为西周铜器断代增添一系列可靠的标尺。近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项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大批年代序列明确的成群铜器，断代研究上的重要意义更不待言。西周铜器研究，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一书中，曾经针对西周年历问题指出：“西周年历的重拟，应该有步骤的做去：首先做铜器断代的工作，从花纹、形制和出土地寻求某组某群铜器外在的联系，再从铭文内容寻求其内部的联系；其次有了若干组、群可以大约断代的铜器，就其所记年月日推求各王在位的最低年数，从一个王朝的几组铜器排比其年月日的历组；最后由于各朝历组的排比而得西周历法的大概面貌（历法可以小小变易的），将前后相连接的铜器历法组串接起来，在串接过程中可以参考文献记载的王朝年数。”④ 本课题正是为重拟西周年代进行基础性工作，通过广泛收集已有的西周铜器典型资料，认真进行考古类型学的排比分析，以期在重新考察西周铜器主要器类发展谱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四要素俱全铜器的相对年代。
进行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怎样收集和利用已有资料，是个研究方法问题。过去由于历史的局限，考订西周有铭铜器的年代，虽已注意到器形和纹饰的比较分析，却长期缺乏典型墓地的分期成果作为参照；而进行西周墓葬出土铜器的研究，又往往与传世有铭铜器对比不够。因此，迫切需要在更加全面地占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采取考古类型学方法重新进行一番研究。
我们收集的西周铜器典型资料，主要包括：（1）西周高级贵族大墓发掘出土的铜器。例如，长安张家坡、普渡村、花园村墓地，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陕西宝鸡 ? 国墓地，甘肃灵台白草坡墓地。这些大墓，不仅随葬成套的青铜礼器、兵器和车马器，而且常有呈一定组合的陶器伴出，而随葬陶器已有缜密的分期研究，相对年代和共存关系明确可信。（2）保存情况较好的西周青铜器窖藏。例如，扶风庄白1号窖藏，齐家村、召陈村、强家村窖藏，岐山董家村窖藏，长安张家坡窖藏， 县李家村窖藏，蓝田寺坡村窖藏，辽宁喀左马厂沟窖藏。（3）传世品中的成组铜器。例如，梁山七器，马坡铜器，辛村铜器，以及克、颂、史颂、梁其、函皇父等组铜器。还有七年和十五 曹鼎、大鼎和大簋、? 攸从鼎和 、杜伯鬲和 、元年和三年师兑簋、五年和六年 生簋、保尊和卣、 尊和卣、召尊和卣、? 尊和卣、乍册 尊和卣、效尊和卣、卿尊和卣等。这些同坑、同组的西周铜器，共存关 也较清楚，作器时间相同、相近或前后关连，在断代研究中可供通盘考虑。（4）零星出土和传世品中的标准器。这类铜器的铭文都已表明自身所属王世，学者意见一致或比较一致。（5）其他有重要铭文的铜器，特别是年月历日四要素俱全的铜器。
我们从上述五项铜器的图像资料中，选取比较常见的器类，计有鼎、鬲、簋、 、尊、卣、壶、方彝、 、盘、钟11类的352件标本，像田野考古报告那样，逐类按其形制进行详细的分型、分式。例如，鼎类铜器分为五型，即方鼎、浅腹扁足鼎、分裆柱足鼎、圆腹鼎、球腹蹄足鼎；鬲类铜器分为三型，即立耳鬲、附耳鬲、无耳鬲；簋类铜器分为五型，即圈足簋、方座簋、四足簋、三足簋、高圈足簋，等等。再根据形制和纹饰的差异，将各型器物分为若干式（有的型，标本数量很少，则不再分式）。然后，逐件说明标本形制和纹饰的特点，出土地点、现藏处所、尺寸、铭文内容及其与其他器物关连情况，以及它们的大体年代。
最後，根据各类器物形制和纹饰的详细对比，铭文内容的多方面联系，特别是铭文一致和作器者相同的同组关系，庄白窖藏和晋侯墓地那种世次明确的器组，以及琉璃河等年代明确墓葬的同坑关系，综合起来考察它们的发展谱系，将西周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有的器物，又将一期再分前、後两段）。三期的划分，既考虑各类器物形制和纹饰的变化，又考虑各期所跨时段的长短。各期相当的王世为：
早期 武、成、康、昭
中期 穆、恭、懿、孝、夷
晚期 厉、宣、幽
三期都是大约八九十年。由于将四要素俱全铜器置于整个谱系框架之中考察，这样判定的年代应较为客观。需要声明的是：采取考古类型学方法排比的器物发展谱系，划分的是一种相对年代，所谓相当的王世，不过指出大体相当于某王前后，上下可稍有游移，以期为年历推算提供可信而又宽泛的年代幅度。
注 释
① B.Karlgren,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BMFEA No.8,1936.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BMFEA,No.9,1937.
② 陈梦家于1947年夏在芝加哥大学用英文著成《美国收藏的中车青铜器全集》一书，後于1956年将该书中文稿定名为《流散美国的中国青铜器集录》，交科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出版时，书名被改成《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但其英文稿中的通论性概述（打字稿500多页），至今未能出版。
③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书，曾于1955、1956年在《考古学报》连载部分内容，後连同未发表的遗稿，经考古研究所有关学者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④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192页。
本文出自王世民先生论文集《商周铜器与考古学史论集》
（责任编辑：高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