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
2017年12月，《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亚洲、非洲和地中海研究系合作的研究成果，付梓过程历时八年。在此过程中，书名从最初的《从西方到东方：丝绸之路上的考古艺术品研究》到《自西徂东：丝绸之路考古艺术品研究》，最后确定为《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几经思考，多番商榷。仅从书名的确定来看，不难得知研究者对此书内容的思考，以及想透露给读者的信息。
《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 葛嶷 齐东方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谓“异宝”？
“异宝”常与“奇珍”相连，《汉语大词典》这样解释“奇珍异宝”：“谓罕见的珍贵宝物”，并举清周亮工《书影》为例：“自经变故以来，凡天府奇珍异宝，流散人间，泯泯无闻者，何可胜数。”由此可见，“异宝”即不常见之物，与“平淡无奇”无缘。
“异宝”一词最早见于古籍，则为《吕氏春秋》，内专设“异宝篇”。此后“异宝”常与“方物”“奇珍”相连，意指罕见、珍贵之物。丝绸之路的畅通，打通了中原与域外交流的渠道，物质文化交流频繁发生，“自时厥后，唐人之商贩者，外蕃率待以命使臣之礼，故其国俗、土产、人物、奇怪之事，中土皆得而知。奇珍异宝，流布中外为不少矣”（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因域外之物多与华夏风情不同，兼具奇异、怪诞之色，所以古人常以“异宝”一词形容之，如“克林邑，收其异宝杂物，不可胜计”（《宋书》），“其国（夜郎）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阙”（《旧唐书》），“拂 ，……王宫有三袭门，皆饰异宝”（《新唐书》）。唐人玄奘、辩机求佛西行，宋人周去非为官岭南，元人周致中游历真腊，不同于华夏的衣食住行让他们大为吃惊，以至于“异宝”一词在他们留下的著作中频繁出现，“（ 摩栗底国）滨海隅，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人户富饶，出金、银、颇胝、水精，奇珍异宝”（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其国（注辇国）王冠有明珠异宝”（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的剌普剌国）出明珠异宝”，“（三佛齐国）产犀、象、珠玑、异宝、香药之类”，“（波斯国）食饼肉，出异宝等物”（周致中《异域志》）。自然而然地，唐以后，“异宝”一词与“远方”“域外”“番人”“海贾”高度相关，《唐语林校证》中“崔枢埋宝珠”的故事，其源头即为“海贾”临终前赠珠。《续资治通鉴》“请自今远方以奇兽异宝来者，依驿递”一语，更是说明异宝来自远方的观念，在当时人的脑海中已深深扎根。时人深信，前往域外，可得“各色奇货异宝”，水精、琉璃、猫睛、珊瑚、祖母绿、金刚石等多在其列。
西域：重要的交流平台
西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那里，草原与沙漠交错，山脉阻隔，具有不同的语言、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诸多族群，生活在那广阔的区域内，或居于帐篷之内，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迁徙；或依绿洲，建立起自治城市与国家，发展出成熟的农业。各个族群各自发展，又相互碰撞，互动交流。
从汉文文献的视角看，在中国境内，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才逐渐形成，中原王朝开始与西域诸国互派使团，展开政府间的往来。公元7世纪初，隋炀帝亲自西巡，历时半年到达张掖，随后三十余国诸番酋长会集洛阳，“终月”而返。公元7世纪中期，西突厥降唐，丝绸之路大通，“商旅可行矣”。而广为人所知的玄奘西行，在返回中国后，于公元646年将他在西域的见闻记录下来，将西域展现在中国人眼前，在西域史上更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波马金杯
青铜武士像
而在汉文文献之外，在中亚，众多政治实体自公元前即已十分活跃，如铁器时代伊朗语文献中提及的萨迦人（Saka，即汉文文献中所称的塞人），晚期有着不同种族起源的匈奴和乌孙，甚至是种族不甚明了的月氏等，他们或不见于汉文文献，或汉文史料仅记录了只言片语。他们之间，已展开了频繁的交流和贸易，玉石、盐、琥珀、熏香等都是实际交易的物品。因而，在“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玉石之路”“盐之路”“琥珀之路”“熏香之路”或已形成。公元后，与中国有着密切往来，并在物质和文化层面上产生了积极影响的贵霜帝国、波斯萨珊王朝和粟特族群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公元1世纪末，由印度—斯基泰人和希腊人组成的贵霜帝国崛起，有效地控制了塔克拉玛干盆地以西绿洲、印度河谷、中亚以及咸海等地的商贸道路。到公元3世纪左右，撒马尔罕地区为萨珊王朝所控制。其中，作为重要的政治实体之一，主要分布在包括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泽拉夫善谷地的粟特人，从撒马尔罕出发，向西到达东伊朗，向东来到中国，他们以“从东伊朗到东突厥世界中最精明的商人”的形象，活跃在中世纪的丝绸之路上，频频见于汉文文献和非汉文文献。一部分粟特人甚至寓居中国，并在商业以外的政治领域谋得官职。
14世纪马可·波罗对沟通东西方商路的记述，开启了西方对贸易通道的记录历史。1860年，因修建水渠，在和田境内的约特干遗址发现了陶器、金器和玉器，引起了中国地方政权的注意，并派出人员展开活动，但其主要目的是为淘金。不久后的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斯文·赫定、斯坦因、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为代表的西域中亚探险队，在西域展开的考察活动，再次将西域推到世人面前。在近150年间，新出土文献和考古遗址的持续发现，使得有关西域的古文字、历史、考古等研究不断升温，学者将目光重新聚焦到西域上，西域因其辽阔而又丰富的内涵，成为极具活力的学术领域。
《异宝西来》的缘起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中，中国考古学家罕有走出国门开展考古工作的情况；近20年国际交流增多，国际考古合作发掘中才逐渐见到中国考古学家的身影。平心而论，到现在为止，中国考古学家还没有积累足够的在中国以西的国家进行考古工作的经验。
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隔阂，西方考古学家对中国的许多考古发掘品也缺乏了解。当然，丝绸之路中国段发现的部分器物，曾一度引起学界热议，也曾出现在众多中西展览图录的介绍与研究之中。但此前的研究中，风格与图像学阐释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仅在这些器物上，在中亚、丝绸之路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研究中，也长期存在。纯粹的视觉与图像研究在器物特征描述上已竭尽所能，但即使没有疏漏，也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考古学信息，因而“并不总是能对发现的器物作出合理且有效的解释”。关于这一点，随着研究与阐释的深入，已经在诸多场合，以不同方式，被不同学派提及并强调。
正是基于此，来自北京大学的中国学者和来自那不勒斯大学的意大利学者，经过2007—2010年的酝酿，在2011年提议，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明显有“外来”渊源的器物开展研究，旨在为其“提供一套文献及出土背景的诠释框架”。在成书过程中，中意两国学者尝试整合双方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为《异宝西来》提出了一个与考古背景更加相关的阐释层次，也即更多从器物出土的背景出发开展研究。《异宝西来》编者十分谦虚地在结语中说：“很难说我们作出的努力是否达到了原先设定的目标。”但通读此书，毋庸置疑，这是在风格学和图像学传统之外，为发现的器物找到一个有效且合理解释的一次有益尝试。（作者：缪丹，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
（图文转自《光明日报》2018年05月16日16版）
2017年12月，《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亚洲、非洲和地中海研究系合作的研究成果，付梓过程历时八年。在此过程中，书名从最初的《从西方到东方：丝绸之路上的考古艺术品研究》到《自西徂东：丝绸之路考古艺术品研究》，最后确定为《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几经思考，多番商榷。仅从书名的确定来看，不难得知研究者对此书内容的思考，以及想透露给读者的信息。
《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 葛嶷 齐东方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谓“异宝”？
“异宝”常与“奇珍”相连，《汉语大词典》这样解释“奇珍异宝”：“谓罕见的珍贵宝物”，并举清周亮工《书影》为例：“自经变故以来，凡天府奇珍异宝，流散人间，泯泯无闻者，何可胜数。”由此可见，“异宝”即不常见之物，与“平淡无奇”无缘。
“异宝”一词最早见于古籍，则为《吕氏春秋》，内专设“异宝篇”。此后“异宝”常与“方物”“奇珍”相连，意指罕见、珍贵之物。丝绸之路的畅通，打通了中原与域外交流的渠道，物质文化交流频繁发生，“自时厥后，唐人之商贩者，外蕃率待以命使臣之礼，故其国俗、土产、人物、奇怪之事，中土皆得而知。奇珍异宝，流布中外为不少矣”（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因域外之物多与华夏风情不同，兼具奇异、怪诞之色，所以古人常以“异宝”一词形容之，如“克林邑，收其异宝杂物，不可胜计”（《宋书》），“其国（夜郎）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阙”（《旧唐书》），“拂 ，……王宫有三袭门，皆饰异宝”（《新唐书》）。唐人玄奘、辩机求佛西行，宋人周去非为官岭南，元人周致中游历真腊，不同于华夏的衣食住行让他们大为吃惊，以至于“异宝”一词在他们留下的著作中频繁出现，“（ 摩栗底国）滨海隅，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人户富饶，出金、银、颇胝、水精，奇珍异宝”（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其国（注辇国）王冠有明珠异宝”（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的剌普剌国）出明珠异宝”，“（三佛齐国）产犀、象、珠玑、异宝、香药之类”，“（波斯国）食饼肉，出异宝等物”（周致中《异域志》）。自然而然地，唐以后，“异宝”一词与“远方”“域外”“番人”“海贾”高度相关，《唐语林校证》中“崔枢埋宝珠”的故事，其源头即为“海贾”临终前赠珠。《续资治通鉴》“请自今远方以奇兽异宝来者，依驿递”一语，更是说明异宝来自远方的观念，在当时人的脑海中已深深扎根。时人深信，前往域外，可得“各色奇货异宝”，水精、琉璃、猫睛、珊瑚、祖母绿、金刚石等多在其列。
西域：重要的交流平台
西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那里，草原与沙漠交错，山脉阻隔，具有不同的语言、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诸多族群，生活在那广阔的区域内，或居于帐篷之内，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迁徙；或依绿洲，建立起自治城市与国家，发展出成熟的农业。各个族群各自发展，又相互碰撞，互动交流。
从汉文文献的视角看，在中国境内，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才逐渐形成，中原王朝开始与西域诸国互派使团，展开政府间的往来。公元7世纪初，隋炀帝亲自西巡，历时半年到达张掖，随后三十余国诸番酋长会集洛阳，“终月”而返。公元7世纪中期，西突厥降唐，丝绸之路大通，“商旅可行矣”。而广为人所知的玄奘西行，在返回中国后，于公元646年将他在西域的见闻记录下来，将西域展现在中国人眼前，在西域史上更是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波马金杯
青铜武士像
而在汉文文献之外，在中亚，众多政治实体自公元前即已十分活跃，如铁器时代伊朗语文献中提及的萨迦人（Saka，即汉文文献中所称的塞人），晚期有着不同种族起源的匈奴和乌孙，甚至是种族不甚明了的月氏等，他们或不见于汉文文献，或汉文史料仅记录了只言片语。他们之间，已展开了频繁的交流和贸易，玉石、盐、琥珀、熏香等都是实际交易的物品。因而，在“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玉石之路”“盐之路”“琥珀之路”“熏香之路”或已形成。公元后，与中国有着密切往来，并在物质和文化层面上产生了积极影响的贵霜帝国、波斯萨珊王朝和粟特族群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公元1世纪末，由印度—斯基泰人和希腊人组成的贵霜帝国崛起，有效地控制了塔克拉玛干盆地以西绿洲、印度河谷、中亚以及咸海等地的商贸道路。到公元3世纪左右，撒马尔罕地区为萨珊王朝所控制。其中，作为重要的政治实体之一，主要分布在包括今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泽拉夫善谷地的粟特人，从撒马尔罕出发，向西到达东伊朗，向东来到中国，他们以“从东伊朗到东突厥世界中最精明的商人”的形象，活跃在中世纪的丝绸之路上，频频见于汉文文献和非汉文文献。一部分粟特人甚至寓居中国，并在商业以外的政治领域谋得官职。
14世纪马可·波罗对沟通东西方商路的记述，开启了西方对贸易通道的记录历史。1860年，因修建水渠，在和田境内的约特干遗址发现了陶器、金器和玉器，引起了中国地方政权的注意，并派出人员展开活动，但其主要目的是为淘金。不久后的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斯文·赫定、斯坦因、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为代表的西域中亚探险队，在西域展开的考察活动，再次将西域推到世人面前。在近150年间，新出土文献和考古遗址的持续发现，使得有关西域的古文字、历史、考古等研究不断升温，学者将目光重新聚焦到西域上，西域因其辽阔而又丰富的内涵，成为极具活力的学术领域。
《异宝西来》的缘起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中，中国考古学家罕有走出国门开展考古工作的情况；近20年国际交流增多，国际考古合作发掘中才逐渐见到中国考古学家的身影。平心而论，到现在为止，中国考古学家还没有积累足够的在中国以西的国家进行考古工作的经验。
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隔阂，西方考古学家对中国的许多考古发掘品也缺乏了解。当然，丝绸之路中国段发现的部分器物，曾一度引起学界热议，也曾出现在众多中西展览图录的介绍与研究之中。但此前的研究中，风格与图像学阐释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仅在这些器物上，在中亚、丝绸之路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研究中，也长期存在。纯粹的视觉与图像研究在器物特征描述上已竭尽所能，但即使没有疏漏，也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考古学信息，因而“并不总是能对发现的器物作出合理且有效的解释”。关于这一点，随着研究与阐释的深入，已经在诸多场合，以不同方式，被不同学派提及并强调。
正是基于此，来自北京大学的中国学者和来自那不勒斯大学的意大利学者，经过2007—2010年的酝酿，在2011年提议，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明显有“外来”渊源的器物开展研究，旨在为其“提供一套文献及出土背景的诠释框架”。在成书过程中，中意两国学者尝试整合双方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为《异宝西来》提出了一个与考古背景更加相关的阐释层次，也即更多从器物出土的背景出发开展研究。《异宝西来》编者十分谦虚地在结语中说：“很难说我们作出的努力是否达到了原先设定的目标。”但通读此书，毋庸置疑，这是在风格学和图像学传统之外，为发现的器物找到一个有效且合理解释的一次有益尝试。（作者：缪丹，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
（图文转自《光明日报》2018年05月16日16版）
责编：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