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与蒋介石外交策略相关的两个事件是，德国大使陶德曼回国、蒋介石向路透社记者否认意大利调停说。从1937年起，陶德曼一直是中日之间秘密接触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回国，在某种意义上显示着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的和谈并不顺利。当天，蒋介石在接见了路透社记者，答外国记者问，否认意大利调停说时，强调中国“抗战力量增强，抗战决心坚定”。
1938年蒋介石视察新兵
8月“谣言风波”下的蒋介石
8月27日与蒋介石外交策略相关的两个事件是，德国大使陶德曼回国、蒋介石向路透社记者否认意大利调停说。从1937年起，陶德曼一直是中日之间秘密接触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回国，在某种意义上显示着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的和谈并不顺利。当天，蒋介石在接见了路透社记者，答外国记者问，否认意大利调停说时，强调中国“抗战力量增强，抗战决心坚定”。
其时，一场关于中日间未来前途的风波8月间搅乱了武汉的平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蒋介石被舆论压力抛向决定战争命运的漩涡中。月初，美联社发布消息称:“罗斯福拟在武汉失守后调停中日战争。”一时间在华盛顿刮起一股“和平”旋风，引起美英诸国的关注。但同一天晚些时候，世界各地又看到另一则美联社电，称:汉口官方及香港《大公报》同时否认外传意大利与汪精卫就中日战争进行调解，并拉中国加入反共集团事。《大公报》谓抗战策略不变，蒋汪合作无间，欲中国加入反共集团也不可。美联社的两条消息似两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水中，一时涟漪四起。而对战、和问题最为敏感的香港，反应也最强烈。
8月2日，虞洽卿由沪抵港，更使香港弥漫在“和平”的花雾中。英文版的《每日新闻》甚至宣称，从中国方面得到消息，日方拟向中国提出和平条件五项。当众人都在猜测消息的可信度时，《刺西报》5日上午首先刊出日本对华“和平”五项条款。下午，各晚报竞相转载，日方五项条件一时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一、日本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兵;二、承认满洲国;三、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99年;四、赔偿此次战争损失;五、共同防共。”
如此确切的消息一经刊出，没人再怀疑它的真实性。国内、苏联、西方诸国心情不一地把目光投向武汉，集中在蒋介石身上。此刻，他能决定这场战争的命运。
蒋介石想和平，而且想得比任何时候都迫切。早在6月，他就授意汪精卫派出要员至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丰村商洽，做和谈先期准备。只是日本人要价太高，他一时没给答复。如今这一夜间又掀起一股“和平”浪潮，把他置于极尴尬境地。日本人所提五项条款中，除第五条他能接受，第一条在得到确切保证后也可考虑外，其他几条显然是卖国，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这件事弄不好，有可能得罪苏联，失去这个军援的外来大户和远东的重要盟友。
8月21日，深得蒋介石倚重的军事外交家蒋方震（蒋百里）将军在香港接受了伦敦《每日捷报》记者采访，揭穿日本打着反共旗号行侵略野心的伎俩。他开门见山地直点主题:“日本人自称其作战系根绝中国之共产主义，此事完全不确，不过借以欺骗全世界而已。若日人系对共产主义作战，则苏俄系共产主义巨头，自应与苏俄作战。”说着引例道，“最近满洲边境事件，日人竟向苏俄威力低首而忍辱撤兵。然去岁南京之战，日军杀戮无辜至令人发指之地步。须知，南京并无共产分子。诸事证明日本对华战争，并非对付共产主义，而纯粹为侵略中国领土也。”
8月24日，中国外交部针对近一个时期伦敦方面“中日和平”愈演愈烈的谣言，指示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公开辟谣，并宣称:“除非日本放弃侵略，否则决无和平可言。”8月25日，针对外界对蒋汪间的猜疑，外交部部长郭泰祺在伦敦接见哈瓦斯社记者，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一口否定“中日和平”及意大利正与汪精卫签订协议。蒋介石这时通过外交部、宣传部，频频向外界作出姿态，国民政府坚如磐石，蒋、汪之间志同道合、亲密无隙。但他内心里不相信空穴无风，他早已意识到汪精卫率他的“主和派”借议和之机，借日本人的压力，又在向他逼宫了。
8月28日，上海某报社论宣称:“日方策动的‘和平’运动，尽管华方当局否认，但外传仍有已失政治信仰的分子，在偷偷进行‘和平’运动，这是不可否认的。这来源开始于蒋介石先生在西安蒙难时，这些分子在柏林、罗马所订的‘联德意反英美以救中国’之路线。”不管来源于何处，蒋介石相信他的国民党在一败再败的严峻时刻，确有不少意志不坚的人，四下里在为自己找出路，甚至有人已把触角伸向日本人。
外围消耗战保卫大武汉
就在同一天，1938年8月27日，由日军进攻安庆开始的武汉会战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蒋介石在当天收到三个战役消息:我军克皖北之太湖、敌舰炮袭武穴码头、豫北敌陷济源。
此时“保卫大武汉”的军事形势无法使蒋介石乐观。蒋介石本人住在武昌，每天早晨乘渡船过河到汉口的政府办公室。一次对他本人住处的空袭炸死了他的十名警卫，迫使蒋放弃了原来的消遣方法——在街上散步，也不管有没有灯光，身边有没有警卫。那次空袭时，蒋正在召开一个不寻常的外国记者招待会，可能是某记者把该情况透露给了日本人，这使得蒋介石几个月里都不愿接待任何外国记者。
当时的军事格局，日军占领九江后，即以之作为进攻武汉的推进基地，并在九江、合肥大规模集结作战部队，积极做进攻武汉准备。8月22日这一天，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了进攻武汉的第188号“大陆命”、135号“大海令”。华中派遣军于接到大本营命令的当天即作出了进攻武汉的具体部署:令第11军在海军配合下，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从咸宁、贺胜桥地区切断粤汉铁路，由南面向武汉迂回;以一部向德安、永修进攻，相机攻占南昌;令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麓经六安、固始、潢川、罗山进攻信阳，然后沿平汉路及其以西地区南下，从北面、西面迂回，包围武汉;令航空兵团以主力支援第11军，以一部支援第2军。
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壮大的游击队获得了夺回济源的胜利。就在3天前（1938年8月24日），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瑞，朱德、彭德怀等，指出摆在晋冀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速度创建晋冀豫边区，使其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电文规定晋鲁豫边区党与军队的八项具体任务，并决定朱德在晋鲁豫边区负总责。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他在昆明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对学员进行严格的训练，不少人中途被淘汰。
“南京陷落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认识到:第一，对日作战是持久战;第二，不能只依靠阵地战等，要发展游击战等其他战争形式。第三，要发动人民。蒋介石在南京失守后的《告全国人民书》明确提到，要动员全国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乡村，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分析说，战争教训已经让国民党的国内政策开始调整，而国共合作保卫大武汉的时期，正是蒋介石政府全面调整国内政策的时期。
蒋介石政府战略方针的调整来自淞沪与南京两次会战的惨痛压力，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布赖恩·克罗泽的《蒋介石传》则认为，“蒋介石对1812年沙皇俄国胜利地粉碎拿破仑入侵一事印象颇深”，促使他制定了被称为“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而实际上，两次会战的反思，蒋下级将领们对他压力极大，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于这一年5月至6月发表，中共代表叶剑英也在《目前战局与保卫武汉》中，依据当时形势表达了持久战的观点，“经过半年来的艰苦抗战，证明敌军在各方面的进攻，不论在战略上或在战术上，都很机动地采用包围或迂回。武汉处天下之中，依今天的形势看来，隐然亦俨然的为中华民族精神所寄托。首先要把津浦、陇海、平汉、同浦各线上的抗战军，在政治上重新动员起来;其次把河南全省的民众动员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家乡——河南而参加作战，按照战区长官作战方针，进行彻底的坚壁清野，不给敌人以口粮，不给敌人一只牲口，彻底破坏可为敌人利用进攻我们的大小道路，消灭各乡各村的大小汉奸，封锁我们的军事消息，组织我们的游击队杀到敌人后方去，破坏敌人的远近后方，袭击或消灭敌人的后方联络部队，破坏敌人的无线电台及其一切通讯工具。”蒋在这样基础上将战略决策调整为:而当敌人进攻时，中央军就向后撤退，实行焦土政策，把既没有食物也无栖身之处的地方丢给侵略者，不求迅速决战。这样日本将深深地陷入中国广阔的内地，到一定时期日军的战线就会过度延伸，它的交通线将达到并超过其后勤补给的最大限度。中国军队的目的是将日军拖得精疲力竭、精神崩溃。
武汉会战成了蒋介石消耗战略的一次彻底的演练。蒋介石称，“全国军队之后退，绝不能谓为日本之胜利”。“我们采取的是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时间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从长期的消耗战中来争取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启用的卫戍总司令陈诚
1938年8月27日这一天，蒋介石召集了武汉守区军师长以上干部会议。由于敌机空袭频繁，三镇的战争气息日趋浓厚。面对日军已经掌握了我方各种防务措施，因而攻势势如破竹，眼看武汉岌岌可危。在这样情况下，国民政府勉强接受了苏联总顾问崔可夫中将的建议:彻底改变原来的全面防务措施，特别是沿江一带从安庆上游直到鄂州城黄州这样千里防线的防务，在大江南北两岸修筑起几百座苏式钢骨水泥小炮台——托契卡。此项国防攻势由蒋介石派副委员长冯玉祥会同苏联顾问监造。同时开始第二次迁都，从武汉再迁重庆。“保卫大武汉”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全面开展，动员疏散三镇居民，构筑防空洞和地道，撤退外侨，将大批木船满载石块、黄沙、废铁等物准备沉下封江等等。
1938年7月7日的《武汉日报》刊载，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分析当时局势，“敌人虽然表面上侵占了许多重要的据点，但是他们的矛盾与困难，却与日俱增，铁的事实证明敌人愈战愈弱的破绽，已经一一暴露出来”。陈诚提到的“破绽”是，“敌人兵力牺牲巨大，军火巨量耗损，军费巨额增加;敌人战斗力削弱;敌人越深入则兵力愈不敷分配”。
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参与制定对日作战计划。在太原失守后，鉴于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以正规战与敌硬拼难以持久，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指导思想，为蒋介石所采纳，1938年7月，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参与指挥武汉保卫战。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最终选择的得力军事将领是主战最力的陈诚。陈诚在武汉就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后，一跃而为政治风云人物了。据陈诚的随从秘书郭大风回忆录《在陈诚身边的日子里》记，陈诚当时说:“蒋委员长如果不抗日，我可以领导大家打倒他。”郭大风认为，“这正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主线，陈诚对于抗日是积极的，反共也是积极的”。
蒋的“分寸”:与日秘密会谈
1938年10月7日，毛泽东急电长江局，对宣传鼓动工作做出指示。“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应该“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中国抗战是最艰苦的持久战”。周恩来立即撰写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连载于《新华日报》。
《斯诺眼中的中国》描述了斯诺当时在武汉经历的情景，“我在汉口呆了近七个星期。日本飞机的定期轰炸使炎热的天气显得更加沉闷了。空袭造成的军事损失不大，但是正与广州一样，数以百计的平民丧失了生命。当时除了中国士兵难以想象的勇气和他们在战争的每一天表现出的无可比拟的英雄行为外，情况是很不妙的。人民的情绪很激昂，他们的顽强、坚毅和镇静是一种鼓舞。人民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他们愿意作出贡献和牺牲，可是没有被动员起来。想去动员人民的人却受到重重阻挠。如果武汉、长沙的城市居民和它们周围的两千万居民都被组织起来，加以训练、武装，我认为毫无疑问日本人是无法占领武汉的。有了适当的防卫，武汉是守得住的。”
日本对中国一直是“战”与“和”两手同时进行，日本人在攻打武汉之前，对蒋介石是以“战”为主、“和”为辅。南京沦陷后，日本一直找机会与国民政府谈判，主要表现在日本与孔祥熙之间，但是蒋介石在1938年至1942年间也一直没有中止同日本人的谈判。这些谈判的策划者和出面者大多是日本军方或政府人员，但也有以“民间人士”身份出现的，例如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头山满等。他们都曾是孙中山的友人，有过支持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时又和日本政府有密切的联系，自称虽非代表，却是“代表以上之人”。
长年研究蒋介石秘档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分析说，“蒋介石爱惜‘民族人格’，准备与倭寇决一死战，并预留遗嘱，其抗战决心可以说是壮烈的，但又是虚弱无力的”。这一时期，蒋介石的主要努力仍然放在外交上。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头五个月出现的不仅是包括中国首都陷落在内的灾难性军事失利，而且还有外交上的大失所望。
早年的蒋介石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同情五四和五卅爱国运动。“九一八”时期，痛愤于日本侵略者，有北上抗日的打算，这是他后来之所以能够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原因。但是，在很长时期内，蒋介石又怯于和日本作战。“九一八事变”后，10月7日日记云:“国民固有之勇气、之决心，早已丧失，徒凭一时之兴奋，不惟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而所恃者，惟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之精神与主义而已。”
国民党内部，孔祥熙对战争也比较悲观失望，有文字记载，孔给蒋写过很多信劝和。武汉会战前后，孔写信给蒋，说国际援助绝对没有什么希望，经济上也支持不下去，有“和”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蒋常常因此批评孔，但是孔祥熙不是一个自作主张的人，他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孔的议和活动应该看作蒋介石全盘对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和两手策略。孔祥熙曾说:“蒋先生向来的做法，是找一部分前进分子，找一部分落伍分子，听二派的意见，从中采取一点。”（《冯玉祥日记》）
蒋和谈的目的，一是刺探情报、了解日本人的真正态度，再就是看日本的诚意如何，和谈的条件怎样。他对谈判的基本态度: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蒋介石认为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第二，东北问题以后再伺机解决。蒋介石到重庆之后说过，“抗战到底，这个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以前的状态”。1942年以后，抗战形势好转，蒋与英美结成联盟，对形势比较乐观的蒋的说法改为，这个“底”就是要恢复全中国，包括中国台湾和朝鲜。
1938年武汉会战接近尾声时，在香港的谈判，几乎使谈判双方在福州准备最后冲刺了，但是广州的失陷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给了蒋介石巨大的打击，蒋介石认为日方没有诚意，下令立即停止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