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益在江苏的革命活动

　　梅益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在潮州城南小学接受新式教育。在学校，梅益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的汲取各种知识，从郭沫若的《女神》、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到冰心、泰戈尔的诗集。梅益还经常到青年书店阅读《洪水》、《拓荒者》等进步刊物，这些书刊对他思想的进步影响很大。

　　1930年七、八月间，梅益由潮安经上海到达北平，他一边求学，一边寻找革命组织。

　　1934年，梅益开始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及上海《申报》等刊物上发表散文和译作，也就是这一年，通过陈伯达的介绍加入北方“左联”。1933-1934年期间，北方“左联”遭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严重破坏，许多同志先后被逮捕。为躲避特务的搜捕，梅益辗转来到上海，与何家槐、王淑明一起编辑出版上海“左联”的机关刊物《每周文学》，并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由其组织的抗日救国运动。

　　1937年梅益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担任中共上海市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文委书记。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处于日军占领区包围中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为“孤岛”。日军将上海新闻界的抗日宣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挖空心思的用各种手段来禁止抗日宣传。在日军的淫威下，上海租界内出版的大批中文抗日报刊不得不停刊或外迁，如《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及《时事新报》等先后宣布停刊;《立报》迁香港，《救亡日报》迁广州，《抗战》迁武汉……如何突破日伪的新闻封锁，继续坚持抗日宣传，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孤岛”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中共江苏省委根据“孤岛”形势的变化，通过了《关于上海沦陷后上海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今后我党在上海处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日本在租界实力是加强了，租界当局将必然帮助日本镇压抗日运动，但日本对上海的占领是更增加了英法美对日本的嫉视与相互矛盾，而不能完全百分之百的执行日本的每一个意旨，但我们的环境必将日益恶劣。”由此确定党今后的基本方针是：“继续巩固和发扬群众抗日斗争情绪，发动组织群众日常反日斗争。”

　　与中文报刊的情况不同，在租界出版的许多外国报刊，如英文的《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大美晚报》，德文的《远东新闻》，法文的《上海日报》，俄文的《俄文日报》等，由于受到各国的保护而继续刊行，并且都在密切的关注着中日战争的进程。由于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加上美英法苏等国在华利益的损害，这些外文报刊在报道有关中国抗战的消息时，大多含有中国民众抗日的言论。鉴于这种情况，避开日军的新闻检查和干涉，筹办一个纯翻译性质的报刊，翻译和刊载外文报刊中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消息，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者的共识。

　　江苏省委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委托江苏省委文委，搜集和翻译租界内出版的外文报刊上的国际时讯及国内抗战的报道。经江苏省委同意，江苏省文委决定由梅益和夏衍共同负责筹办报刊的具体事宜。

　　通过拉投资、借贷等途径，梅益筹到了创刊的经费，又在《大公报》原广告部主任丁君匋的帮助下，解决了办公场所和印刷的问题。1937年12月9日《译报》在上海法租界创刊，经理赵邦荣，发行人丁君匋。梅益、王任叔、林淡秋、姜椿芳、冯宾符、江闻道和潘蕙田等人负责《译报》的编辑工作。该报为八开四版，售价二分。梅益和夏衍一起负责选稿翻译，他们又译又写，又编又校，每晚一直工作到深夜，所选新闻皆与中国抗战相关，中国共产党有关抗战的主张、中日战场战况及国外对中国抗战的支援等是该报的主要内容，南京大屠杀和八路军胜利的消息就是《译报》首先向国内报道的。《译报》短期内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发行量从几千扩大到一万多份，但也引起了日伪的注意，1937年12月20日被迫停刊。

　　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改变策略，由赵邦荣出面雇佣两名英商大学图书公司的外国人任发行人，以英商报纸名义出版，报刊更名为《每日译报》，1938年1月21日恢复出版。改版后的报刊聘任《申报》原编辑钱纳水为总编，王纪华为经理，张宗以为董事长，实则是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编辑成员中包括梅益等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冲破艰难险阻，坚持抗日宣传。《每日译报》经常登载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等。《每日译报》坚持刊行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1939年5月18日，报刊的英商发行人被日伪收买而被迫停办。

　　在此期间，梅益还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创办了第一份挂洋商招牌的政治性期刊《华美周刊》，在《华美周刊》上转载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什么是游击战》等文章，这份周刊政治色彩鲜明，是当时最具有战斗力的一个周刊，成为中共江苏省文委进行抗日宣传的重要堡垒。同时，他还负责主编或与别人合作创办了《译报周刊》、《求知文丛》和《上海一日》等，受到当时负责领导上海工作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