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戴安澜率领国民党第200师远征缅甸，抗击日军，最后伤重去世，年仅38岁。谁也没想到，这个小时候被叫做“豆芽菜”的国军将领，后来居然成为第一位率领中国军队在缅甸打出军威的勇士，同时也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将领。在他短暂的生命里，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传奇与故事呢？
给家人起名字
1904年11月25日，戴安澜出生在安徽无为县仁泉乡风和村。少年时期刻苦读书，立志救国。但因为家境贫寒，缺吃少穿，青少年时代的他长得又瘦又小。1924年，他已经年满20岁，依然是一副单薄的身子板。此时中国南方，大革命的风潮涌动，有志青年纷纷奔赴广东省。戴安澜的祖叔公戴端甫早年追随孙中山，此时正在广东建国粤军第四师中任团长。他修书一封给家乡，将戴安澜等叔侄四人都招到了广东参加革命。
这时，黄埔军校第一期正在招生，戴安澜准备去应考，他的文化水平在当时来讲是很不错的，并不费力。但是，麻烦的是身体，像豆芽菜一样，结果未能录取。在征得祖叔公的同意后，他到革命军中当了一年的二等兵。俗话说：当兵吃粮。到了部队，可以吃饱肚子了，加上他刻苦锻炼，身体很快壮起来。到1925年再考黄埔军校时，他名列前茅地考中了黄埔军校的第三期。
1926年，戴安澜从黄埔军校毕业，在北伐军司令部任副官连长。戴端甫便写信给戴安澜的父亲，让他把戴安澜从小订亲的王家姑娘接到广州完婚。王家姑娘也是个苦出身，裹了小脚，目不识丁。而此时的戴安澜身为北伐军的年轻军官，才俊风华，前途无量。若用世俗的眼光看，两人的地位和条件可谓天壤之别。但是，戴安澜没有这样想。1927年1月5日，他接纳了这位过门时连名字都没有的乡下姑娘，并给她起了第一个名字：荷心。
何谓荷心？乃荷花之芯，花是香美的，但莲子芯是苦的。王家姑娘自幼吃了不少苦，一个没有文化的村姑嫁给一个连年征战的军人，还要准备吃苦。所以，戴安澜给妻子起名“荷心”。
荷心嫁给戴安澜后，一方面操持家务，一方面在戴安澜的帮助下，开始识字念书。荷心原本天资极佳，一年多的勤耕苦读，她居然能够独立地读书看报了。戴安澜非常高兴，1928年，他又给夫人起了第二个名字：荷馨。有了文化，苦就变成了甜，盛开的荷花既美且香！
同年，戴安澜随北伐军打到山东济南。5月3日，日军借口保护侨民，大开杀戒。戴安澜亲眼目睹无数中国军民惨遭屠杀，怒不可遏，从此种下了对日本强盗不共戴天的仇恨。不久，大儿子出生了，他给大儿子起名叫戴覆东，覆者，灭亡也，东，当然指的是东洋，即日本帝国主义，其意昭然若揭。其后，女儿降生，他赐名“藩篱”，意在扎好篱笆，保卫家园。再后，次子、三子相继来到人世，戴安澜给他们起的名字依次是“靖东”、“澄东”，其意不言而喻。
王荷馨一生人如其名。她不仅是贤妻良母，而且吃苦耐劳、深明大义。戴安澜将军殉国的时候，小儿子才几个月大，她遵照戴安澜的遗嘱，一手拉扯着孩子，一手把持着一个大家族的家务。那时戴家住在贵阳的花溪，全家老老少少有二三十口人，全靠她一人操持。赡养老人，教育子女，很不容易。全国解放后，他们家搬到了上海，住在同济新村，王荷馨担任了里弄调解员，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她总是能够协调得让大家满意。她善良诚恳，办事公平，工作出色，获得了“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将才乎？帅才乎？
在国民党军中，戴安澜是个名将，很能打仗，这是大家公认的。但也有些许微词，不时地传到他的耳朵里，有人说他只是个将才，称不上是帅才，说他枪声一响就在指挥部里呆不住，总是往火线上跑。这些人认为统帅是不上前面去的，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才是统帅的作风。戴安澜对这些议论听之任之，从不放在心上，有时他也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名战地指挥官。他知道，打起仗来，需要指挥官随时掌握第一手战场动态，以便找到克敌制胜的办法。所以，他从来就不曾改过指挥靠前的习惯。
1933年春天，日军进犯华北，在长城抗战中，时任第十七军二十五师一四五团团长的戴安澜率部坚守古北口长城一线。一天，他亲自带上两个营长和卫士摸到前沿去观察敌情，被日寇发现，一挺轻机枪和数支步枪封锁了他们退路。日军训练有素，配合默契，打得戴安澜一行人抬不起头来，原本他们只要往下撤60多米，日军的火力就打不到了。可是，就是这个平常只需要一分钟就能跑到的一小段山路，戴安澜等人用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几乎找不到日军射击的火力间隙，机枪子弹打完，步枪马上跟上，步枪一停，机枪换好了子弹，又打响了。而且，日军士兵的枪法既准且快，很难逃过他们的火力追踪。就在这生死系于一发之际，戴安澜还爬在石头后面静静地听日军的枪声，终于悟出了他们步机枪配合的奥秘。
与日军的交战中，他深感中日军队在训练水平上的差距，这种差距徒使无数中国士兵白白血洒疆场。回来之后，他将实战中领悟出来的经验教训整理成册，编写了一本军事训练教材，起名叫作《痛苦的回忆》。在书中他写道：“长城之战，迄今四年，而印象新鲜，犹如昨日，此盖因死难袍泽惨烈情形，感人至深，而动人至切，每一回忆，痛苦万分，故此书名定为《痛苦的回忆》亦示永久不忘之意耳。”在这本教材中，他对军队的训练和作战的方法提出了许多改进。并按照此法在自己的部队中严格训练，后来他指挥的二师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王牌，战斗力丝毫不亚于日军的精锐部队。
带兵之道
带兵的秘诀自古以来就是四个字：恩威并举。不过说者容易，行者难。真要带好兵，里面的学问大了。
戴安澜爱兵，掌军也严。出兵缅甸之前，部队驻防在云南昆明一带。戴安澜每天晚上带着大儿子戴覆东挑灯夜读，直到儿子困倦之极，爬在桌上睡着了才罢休。第二天天不亮，起床号响了，他又拽起儿子到操场，检查部队出操情况。他一般不查当兵的，专查当官的。待部队列队完毕，他就溜进军官宿舍，不管你是连长、营长，只要还躺在床上，他上前二话不说，一把掀了被子，拎着耳朵把不出操的军官拽起来。一来二往，那些当官的再也不敢贪睡了。
戴安澜能管得严，是因为自己行得正。一次，他着便装在昆明大街上的一家餐馆吃饭，到结账时才发现身上没带钱。若凭他的身份，只需打个招呼就行了。但戴安澜没有这样做，他对饭馆的老板说，我坐在这里，直到遇到熟人帮我结账为止。不想，熟人没有遇到，倒是撞进来两个宪兵，这两个人一通大吃大喝之后，非但不给钱，还对老板骂骂咧咧的。戴安澜火了，上前对两个兵痞严厉训斥，这两个家伙一开始看见这个便装人，不知深浅，还想耀武扬威，后来他们知道了戴安澜的大名，吓得不住求饶，丢下饭钱，狼狈而走。当老板知道眼前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抗战英雄后，说什么也不收戴安澜的饭钱。可戴安澜说一不二，一直端坐到天都快黑了，才碰见熟人，帮他付了账。
戴安澜爱兵，自然熟悉自己的士兵。全师9000余官兵，他认识许多人。1942年3月，他率孤军坚守缅甸同古，顶住了日军两个师团的疯狂进攻，直杀得尸山血河。久攻不下的日军想出了一条毒计，他们派人化装成送粮的队伍，乘夜摸进了二师坚守的同古城。
这天夜里,在防区内巡察的戴安澜刚好碰上了其中的一支“送粮队”。上前盘问时，戴安澜突然拉住一个人,大喝：“你不是在昆仑关战斗中阵亡了吗？怎么会到了这里？”来人一慌张，露出马脚，抓住一审问，发现日寇还有更大的阴谋。原来，这个士兵在1939年昆仑关战斗中重伤被俘，日寇把从各个战场俘虏的中国兵送到了台湾加以训练，同古战事吃紧，他们就把这批俘虏兵派到了前线，打算一是扮成送粮队，混进城里，偷袭二师的指挥部，二是在明天发起进攻时，把他们放在最前面。
第二天，日军又发起了冲锋，冲在最前面的人虽然穿着日军军装，却一面冲锋，一面高呼：“枪口朝天，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师官兵胸有成竹，当敌人靠近时，他们高喊：“是中国人就爬下。”俘虏兵听到喊声立即爬下了，冲在后面的日军听不懂中国话，迎接他们的只有密集的枪弹。
“老戴，你发什么疯！”
戴安澜是个儒将，酷爱读书学习。从小读书，打好了语文基础，特别是古文比较好，但旧式教育在数理化方面有欠缺。从军之后，他发奋补上这一课。行军打仗之余，他总是抓紧时间读书。军中有文化、有专长的人都成了他的老师。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只要战事不是特别紧张，他都坚持不辍。从保留下来的日记中看，其内容很多是读书的心得体会。
不光是学文化，学军事，他也能放下架子，向部下请教。学习机枪知识，就找机枪连长，学习工兵知识，就找工兵来教。后来，他觉得英语是一门重要的工具，便努力学起了英语。在部队找了一个大学生，没有战事时，每天早晨8点钟就是他上英语课的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他的英语说得象模象样了，这给他带来了好处，也闯了一回“祸”。
远征缅甸时，有一次晚饭后，戴安澜在驻地附近散步，不慎走迷了路。正好碰上英国人，他便上前，用英语向英国人问路，英国人看到一个中国将军居然能用他们的语言谈话，很高兴，派车子直接把他送回了驻地。
1942年4月6日，戴安澜接到通知，让他火速赶到缅甸北部的眉苗，蒋介石要召见。戴安澜匆匆忙忙上了路。驱车行至一个叉路口，不知道该往哪边拐，只好把车停在路边，下来打听。不知过了多久，戴安澜见从远方来了两辆小轿车，根据他以往的经验，判断是英军的汽车，便一个箭步冲上前，拦住车子，脱口用英语问道：“去眉苗怎么走”
不料车中有人用中文一声断喝：“老戴，你发什么疯？这是委座的乘车。”
戴安澜定睛一看，后座上端坐着蒋介石夫妇。这下吓得不轻，连忙敬礼。蒋介石在车里问：“你什么时候来的？”
戴安澜答：“刚到。”
蒋又问：“你知道我的住处所在吗？”
戴：“不知道。”
原来蒋介石也迷路了，他们也正在打听如何走。蒋对戴安澜说：“你明早来见我。”说完车子一溜烟开走了。
蒋介石找到驻地后，一下车就对人说：“快去接戴师长，他一定找不到地方。”
说话间戴安澜就到了，蒋介石问戴吃饭了没有，戴答吃过了。其实他腹中空空，于是饿着肚子受召见。
特殊的棺材，特殊的挽诗
戴安澜牺牲后，二师当即电告蒋介石，蒋回电指示，一定要把戴安澜的尸体带回国内。二师抬着戴安澜的尸体在茫茫林海中，艰难行进，数日后，尸体开始腐烂，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把戴的尸体火化了，然后，由工兵做了一副简易的棺材，把骨灰装了进去。当部队回到云南境内的一座县城时，有位年事已高的华侨看见戴安澜睡的是小木头棺材，就上前拦住了部队，说：“戴将军为国捐躯，怎么能睡这样的棺材？”说着把为自己准备好的一口楠木棺材拿了出来。二师抬着这个棺材到了昆明，在举行国葬时，国民政府又为他做了一个更大的棺材，因此，戴安澜棺木共有三层。
戴安澜的葬礼非常隆重，国共的重要领导人都为他题了挽诗或挽联。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也赋诗一首，以悼念这位民族英雄。毛泽东在诗中写道：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这首诗用的是五律的格律，作于1943年。五律在毛泽东的诗作中并不多见，总共只有4首，而这是第一首。并且是目前所发表的毛泽东1937年至1947年这11年间惟一的一首诗词。毛泽东一生中只留下两首挽诗，另一首是1963年作的《吊罗荣桓同志》。
亦真亦幻说梦境
戴安澜生前身后也有些事情是说不大清楚的。
1939年11月24日，日军攻占广西南宁。当时戴安澜正带领二师向南宁增援，他们还不知道南宁已经被攻占，师的前卫六六团在邵团长的指挥下，向南宁疾进，结果同日军发生激战，邵团长牺牲。戴安澜到火线上查明情况后，便把部队撤了下来。
这件事过去几个月后，1940年3月29日夜里，戴安澜梦见自己在司令部楼上阅读文件，门外的卫兵报告说邵团长求见，戴安澜心里很奇怪，邵团长不是已经殉国了吗？正思量间，见到邵团长来了，浑身是血。他向戴安澜敬礼后说道：“我还有好多的钱存在司务长那里，没有寄回家。”
戴安澜说：“有这个事吗？我来查，你放心。”说完就惊醒了，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睡在身旁的王荷馨也被惊醒，问他怎么回事，戴安澜怕夫人被吓着，就说没什么。第二天戴安澜到司务长那里去查询，果然邵团长有钱存在那里，还没有寄出。戴安澜吩咐马上办理。关于这件事,戴安澜在3月30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昨夜梦余在司令部楼上办公，卫兵来报：邵团长求见，余当云：邵团长已为国尽忠矣，何来求见。叱之，卫兵退出后，复来报云：邵团长因求退回储金故求见。余遂下楼，见邵团长景象如生前，余为之悲痛失声。馨妻喊亟拥我问故，因恐惊伊，含糊未语。今日回部询子良，则云：邵团长储金发还。遂饬即发还其家属，以安其灵，并饬役购冥钱焚化，噫亦怪矣。”
戴安澜有个司机李培清，是江苏丰县人，大个子。他为人忠厚，戴安澜给他找了对象，结了婚。远征缅甸之前，戴安澜对他说，你就不要去了，到缅甸都是用英国人的车。戴安澜让他留在国内照顾一下家庭。当二师即将回国的时候，这个司机得到指示，戴师长负伤，就要回来了，让他把汽车准备好。他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车子仔细地保养好。就在这天夜里，他感到很烦躁，恍恍惚惚的，梦见面前横着一座高山，山腰上有一座庙宇，庙宇门突然自动打开，戴安澜师长身着西装从里面走出来，人一出来，庙门就关上了。他当即吓得醒过来，觉得事情不妙。第二天，果然传来消息，戴师长牺牲;而且，戴将军确实牺牲在一座庙里。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李潇潇前些年拍摄远征军的历史资料片，一直想拍到戴安澜牺牲的地方。他以旅游者的身份第一次到了缅甸，被我驻缅的大使馆发现了，没有让他成行，因为担心这违反缅甸当局的有关规定。他不死心，第二次又以旅游的身份进入缅境，这一次他找了当地的华人。由于她会说缅语，李潇潇就请她当向导，一同来到缅甸北部的克钦寨茅邦村。
在村口，他们遇到一位头戴越南式遮阳帽的老人坐在那里，向导就问他，这是不是茅邦村，老人回答：“是，是，你们跟我走吧！”言语之间好像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李潇潇他们感到奇怪，便发问。老人说他昨夜做梦，村子里那座庙的神告诉他，明天早晨会有三个人来，让他把人带来就是了。
金钱与荣誉
戴安澜壮烈殉国后，当时的国民政府给了20万元法币，这是很高的抚恤金，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有数十万元之多。而在当时，这笔钱如果留在家里，一家老小从此吃喝用度绰绰有余。这笔钱怎么花，王荷馨颇费思量，她去找杜聿明商量，表示家里不留这笔钱，杜聿明建议拿出来办学校。于是王荷馨散尽万贯家财，在广西全州办了一所私立学校——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自己一家人则一直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
戴安澜的家人不看重金钱，但是对于戴安澜的荣誉他们却是极看重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对1952年人民政府发给戴家的有毛泽东签名的革命烈属证书提出质疑，因为，一般的烈属证都是地方官签名。一时间烈属证的真伪闹得满城风雨。一些造反派自以为聪明，跑到北京去问个究竟，希望能得到假烈属证的证明，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肯定的答复。造反派不敢再纠缠，只得当众宣布，戴家的烈属证是真的，是周总理亲自批的。
戴安澜当年率部坚守同古，打得很漂亮，战后得到美国国防部的嘉奖，颁发给他一枚懋绩勋章，并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联名签署了勋章证书。由于战乱和颠沛流离，这枚勋章和证书不慎遗失了。上个世纪80年代，戴覆东到美国，想起了这件事，向我驻美大使馆报告后，给里根总统写了一封信，希望能补发勋章和证书。美国防部的有关人员认真地调阅了历史档案，证实当年确有此事，就给戴覆东回信并照着历史上懋绩勋章原样复制了一个交到他手上，还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当年总统和参谋联席会议主席的签字不能办了，因为他们早已故去。
回国后，北京军事博物馆的人听到这个消息，跑到戴家，希望他们把勋章捐出来。戴家的人想到家族保存也是保存，国家保存也是保存，于是这枚金光闪闪的懋绩勋章现在就存放在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