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对于人民军队的创建与早期发展之作用

　　一、人民军队创建的先驱者：黄埔军校教官的开天辟地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的创建，预示了现代中国政党组织及其成员进入军校、军队乃至军事领域。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就是从黄埔军校开启了军事与政治的合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同时崛起，成为影响并左右现代中国政治方向的两支最重要的现代政党。当黄埔军校成为政党与军事、军队的必然结合体后，崛起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两大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几乎同时在黄埔军校，认识到政党掌握军事、军队之重要性。所不同的是，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主持创办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部分成员是作为当时进步政党的代表人物参与其中，但是在军事理论与实践方面，国共两党都从黄埔军校经受了军事与政治的磨炼。

　　黄埔军校的产生与发展，为长期封闭的现代中国军事教育领域，注入了先进的革命的军事学术思想和军事技术知识。黄埔军校早期教职学员当中许多在国共两党的军队中担当重任，成为独当一面的将帅英才，不少还在军政机构参与战略与策划，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军队建设乃至战争进程，在国家军事历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处于国民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在推行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的教育方针，在军队中建立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后来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得到继承和发扬，成为发展和壮大的有力法宝。《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卷上册第120页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并由此“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掌握军队重要性的先驱者，是亲历与操纵黄埔军校政治训练的教官们，还包括当时一些进步民主人士的积极努力与作用。广州黄埔军校及其分校(1924-1927.7)，在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的推荐保送下，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参与其中，对于黄埔军校乃至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军事人才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学生出身的进步知识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后，在军校的军事与政治训练活动当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军事实践的政治锻造;这是一种政党思想支持下，进入军事学校进行军事启蒙和培训的必然过程;是一种军事资源与革命力量的结合与扩张;是新生的进步政党与军事力量实体(军校)的首次结合，开创中国共产党最初认识军事、军校以及军事教育的先河。黄埔军校成功教育之范例，以及中华民族现代军事与政治教育并重之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军事活动，同样具有至关重要并且不可或缺之实践与指导。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对于军事、军队、军校教育的认识与掌握，是难于找到切入点和突破口，也许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因此说黄埔军校，亦是中国共产党最初认识军事与日后掌握军队之摇篮与发祥地。

　　孙中山先生在“教官”的论断中指出：“用诸君(教员)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的革命党比较，从前的革命党，都没有受过很多的军事教育，诸君现在这个学校之内，至少还有六个月的训练;从前的革命党，只有手枪，诸君现在都有很好的长枪;从前革命党发难，集合在一处地方的，最多不过是两三百人，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有了五百人。以诸君(教员)有这样好的根本，如果是真有革命志气，只用这五百人和五百枝枪，便可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业。”

　　如果将孙中山先生“办校治军思想”比作是黄埔军校的灵魂，那么笔者认为：主导和掌握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官佐(以下统称教官)群体”这一领导集团，则是黄埔军校的“脊梁”。教官们不仅驾驭和主导军校，还带领学生开创和扩展军事力量。可见“脊梁”的作用与影响，有多么重要。这个“脊梁”，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来讲同样重要，因为经历黄埔军校陶冶的“教官们”，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人才与骨干，对于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起到了开天辟地的影响和作用。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在教职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如金佛庄、茅延祯、严凤仪、徐成章等”。“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

　　在广州黄埔军校时期和武汉分校成立半年多时间里，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政治教官群体，一段时期几乎把持了军校的政治主导方向。这种情形说明，以周恩来为首的军校政治教官队伍，开创了军校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更是从进入黄埔军校任职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视军校政治工作，充分发挥了政治教官对军校的政治导向作用，并且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策略，贯穿于军校与政治相关的所有工作中去。周恩来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乃至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是卓有成效并具有强大政治震撼力的，为中国共产党后来掌握并控制武装力量，以及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成功经验，这些对于处于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在广东的粤、湘、滇、桂、赣等各系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8月北伐开始时，共编成八个军，加上黄埔军校本部前五期学生7559名、潮州分校、第一分校和第三分校学生共计一万多人，成为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军队。国民革命军采用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共产党人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伯渠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于共产党人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使这支军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等在1926年1月致信中共中央，认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

　　黄埔军校教官这一特殊领导群体，集中了当时最有影响最重要的军事统帅和高级将领。从北伐国民革命的历史发展轨迹，我们至少可以确认，黄埔军校在二十世纪20年代中后期这段历史转折关头，对国民党及其国民革命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对于同时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而言，黄埔军校训练与培养了第一代军事领导人才，从中认识到军校效应和掌握军队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领导力量”。考察古今中外军事历史，从来没有一所军事学校，对先后执政的国共两党的发展与成长，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尤为甚之。

　　二、黄埔军校前五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军事活动的一批党员

　　北伐国民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前五期生中的中国共产党员曾经形成了一股强势政治力量，对于广州黄埔军校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校内组织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和威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活动、影响和作用是多方面的，这里重点列举前五期生在中共党组织及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火星社”等情况概要。

　　(一)黄埔军校中共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领导机构。蒋先云：1924年6月任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书记;王逸常：1925年任中共黄埔军校支部宣传干事;陈赓：1926年4月中共黄埔军校党团成员;杨其纲：1924年11月任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组织干事，1926年3月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4月中共黄埔军校党组织负责人。许继慎：1925年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候补干事。此后还有曹素民(第三期生)：1925年7月至1926年任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二届特别支部组织干事;段子中(第三期生)：1925年7月任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二届特别支部宣传干事;焦起铠(第三期生)：1925年7月任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二届特别支部候补干事。据史载：陈赓于1926年4月任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核心组织“党团”成员，“主要负责军校青年军人工作，参与黄埔同学会等社会团体有关各项活动”。杨其纲于1927年4月15日被中共广东军委黄锦辉指派主持军校党组织工作，杨其纲于4月18日黄埔军校“清党”时被捕后牺牲。据此，杨其纲应是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内最后一任党组织领导人。

　　1925年下半年，中共广东区委在黄埔军校设立党团领导小组，直接受中共广东区委员会领导。第四期生入校不久，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接踵而来“整理党务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就停止活动。部分政治科学员转入在广州大佛寺开办的政治训练班受训，在校第四期生中共党员组织活动，实际已转入地下秘密状态。1926年4月成立中共黄埔军校的核心组织“党团”。1926年10月第四期生毕业，其中中共党员只有少数留在本校及后方各单位工作，大部分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及其新近成立的北伐先遣部队，由叶挺指挥领导的独立团随军出发。此后，中共军校党组织工作则由熊雄(政治部主任)、黄锦辉(黄埔一期生)、饶来杰(中共驻黄埔军校特派员)联系。遵照上级“团结对敌”指示，领导军校全体中共党员在各个岗位上，为军校培养革命力量而努力，以争取北伐的早日胜利。

　　(二)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革命军人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革命军人团体，集中了当时在校的所有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该团体在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推动下，在黄埔军校校内形成了强有力的政党政治力量，在黄埔军校以外的其他军校中，也成为一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进步军人组织，对于推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军校学员起到了团结和引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革命军人团体。1926年4月10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宣布解散，《解散通电》宣称：“本会拥护革命而始，亦以拥护革命而终”，“为巩固革命势力，统一军人观念，取消骈枝国弊不可滥费起见，特决定自行解散”。

　　(三)“火星社”、《中国军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革命军人社团和刊物。第二期生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劳工、周逸群、王伯苍、吴明、萧人鹄、吴振民、陈恭、谢宣渠等倡议组织了“火星社”。参加该组织的，除当时在校的一部分中共党员党员外，还吸收了一部分受中国共产党影响较深的左派学生。到1925年9月前后，参加“火星社”的第二期生有60余名。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黄埔军校中作用与影响较大的革命组织，该组织绝大多数均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对当时校内反对派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1925年9月第二期生毕业离校，“火星社”亦宣告结束。青年军人联合会还于1925年2月20日创刊并出版会刊《中国军人》，第二期生周逸群参与创办校刊《青年军人》，王一飞等曾主持初期的编辑工作，后期由第二期生胡秉铎任《青年军人》总编辑，负责该刊物日常编辑事务。开始为半月刊，六期后改为不定期出版，该刊为不定期刊物，最初每期印数为5000份，第三期后增至10000份，共出了九期，1926年4月停刊。此外还出版《兵友必读》等刊物。

　　三、黄埔军校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支武装力量——叶挺独立团的作用与影响

　　从铁甲车队到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最早的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叶挺独立团除叶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工兵科外，其余主要干部，包括中共党组织领导成员、各级主官乃至连排长，绝大多数系黄埔军校教职员及前五期生充任。

　　据资料显示，先后在铁甲车队——独立团的黄埔军校前五期生有数十人。独立团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有黄埔军校教职官佐及前五期生参与其中，主要有：黄埔军校教职官佐徐成章(铁甲车队队长)、第二期政治部干事、秘书袁炎烈(也烈，独立团第六连连长)、第三期教官杨宁(独立团第三营营长，后调回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干部张适南(独立团连长)。在独立团的第一期生，率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人民军队基层组织，他们是中共党支部干事会干事周士第、董朗，第一营党小组组长曹渊，第二营党小组组长贺声洋、党员许继慎，第三营党小组组长张伯簧、党员胡焕文，直属队党小组党员刘明夏等八人。装甲车队从成立到扩编为叶挺独立团的一年时间里，曾先后参加了第一次东征、镇压刘(震寰)杨(希闵)叛乱、支援海港大罢工和沙鱼涌战斗等战役，经受了战火考验并在战斗中成长。独立团在攻打武昌城战斗中，牺牲官兵191人。在叶挺倡议下，于1926年冬在武昌洪山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叶挺率领独立团到南昌后，以该团干部为骨干扩编成第二十四师，该师在叶挺率领下参加了南昌起义。

　　叶挺独立团中的黄埔军校早期生中共党员，在一系列武装斗争过程中，始终发挥着率先垂范和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及影响。叶挺独立团开创的战斗作风、铁军精神和优良传统，对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它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培养了最早的一批军事骨干，其中许多人成为人民军队的著名将领。如：叶挺、周子昆，以及曾在叶挺独立团任职的陈毅、林彪、彭明治、袁也烈等等。从北伐国民革命时期、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始终保持“铁军”光荣传统和延续至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二七师，其前身就是叶挺独立团。

　　四、黄埔军校教职员及前五期生是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的主干力量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批拿起枪杆子，独立自主进行军事斗争的领导与实践的是黄埔师生。从当时的历史资料反映，第一期生的一部分人(陈赓等)参与了南昌起义，并作为中级指挥员战斗在起义第一线，在人民军队建军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黄埔军校前五期生在三大起义中发挥的重要骨干作用，对人民军队创建及早期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史实证明他们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代功臣。

　　黄埔军校前五期生，作为有政治觉悟和训练有素的革命军人，担负着掌握部队和直接指挥作战的军事重任，因此是三大起义参与部队各级基层主官与精英，是人民军队早期雏形的骨干力量。现以姚仁隽编、长征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的《南昌、秋收、广州起义人名录》为基础数据，并参考《军旗升起的地方——八一史画》、《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图文集》、《秋收起义》等书籍中的相关史料数据统计，参加南昌起义、有姓名简介记载者456人，其中黄埔军校教职学员有114名，占总数25%;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有姓名简介记载者172人，其中黄埔军校教职学员有21名，占总数12%;参加广州起义有姓名简介记载者306人，其中黄埔军校教职学员有70名，占总数24%;累计三大起义参加者有934人，其中黄埔军校教职学员有205名，占总数22%。

　　五、黄埔军校教职员及前五期生是井冈山及早期革命根据地的先驱者和开拓者，是工农红军与政权建设的骨干力量

　　从三大起义，到古田会议的人民军队建军历史表明，以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教职员及前五期生中为主干力量的军事领导人，在探索中国共产党适合自己的建军路线、方针、政策之艰苦卓绝革命历程中，终于闯出了武装斗争、军队建设、土地革命与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结合的发展路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建设的显著特点，也是黄埔军校前五期生在中国工农红军创建过程中独具的特点。它不仅与孙中山先“黄埔建军”后进行从城市到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同，也与俄国十月革命通过大城市武装起义继而夺取全国胜利再建设正式红军的革命道路不同。

　　据不完全统计，有28名黄埔早期生参加了创建第一支正式红军及井冈山根据地初期发展，占参加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连级以上干部(干事)总数156人之18%。如果说南昌起义军改变了原国民革命军的性质，开始具有革命(人民)军队的若干特点，那么南昌起义军为创建工农革命军和成立正式红军提供了基干部队，湘南起义及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初期斗争，则是由黄埔军校部分中共党员早期生参与其中并担当各级主官及政工骨干，成为人民军队创建与早期发展过程的主干与精英，是不容置疑的。

　　红一方面军及江西中央根据地创建参加者中有：黄埔军校教职员周恩来、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第一期生左权、刘畴西、陈赓、周士第、李隆光(谦)、蔡升熙、何章杰、冯达飞、梁锡祜、贺声洋、彭干臣等;第二期生宛旦平、罗英、张源健、程俊魁等;第三期生朱云卿、唐绍尧;第四期生林彪、萧克、伍中豪、吴溉之、李萼、林野、范树德、洪水、唐天际、袁国平、郭子明、郭化若、曾希圣等;第五期生宋时轮、杨至成、谭希林。

　　红二方面军及湘鄂西、湘鄂川黔边区根据地创建参加者中有：第一期生黄鳌、董朗、史书元、孙一中(德清)、周士第;第二期生方汝舟(济川)、谭侃;第四期生汤慕禹、段德昌、萧克、曾中生;第五期生许光达。

　　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陕边区根据地创建参加者中有：第一期生徐向前、蔡升熙、许继慎、吴展、陈赓、金仁先、王逸常;第四期生倪志亮、曹广化。

　　陕北、陕甘边地红军及根据地创建参加者中有：第一期生唐澍、阎奎耀(揆要)、王泰吉、刘志丹。

　　广东东江红十一军及根据地、琼崖红军及根据地创建参加者中有：第一期生董朗、徐向前、吴展、袁仲贤、梁锡祜、黄雍、刘立道;第三期生陈悦民、陈永芹。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独立领导和发动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领导发起了湘南起义、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陕甘边及广东东江红军及根据地，接着创建开辟了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其根据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政治斗争走向武装斗争，迈向工农武装斗争，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思想的伟大尝试。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批拿起枪杆子，独立自主进行军事斗争的领导与实践的是黄埔军校教职官佐及前五期生。这项历史事实证实，黄埔军校作为现代中国第一所具有革命意义的军校，具有军事乃至政治目的的武装斗争，必须由具备一定军事素养的职业军人实施领导和推进。从军事理论而言更具指导意义，应运而生的黄埔军校教职官佐及前五期生，确实担当起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批拓荒者和开创者，是人民军队早期武装力量的开拓者、创建者和奠基人，他们的英名必将永载史册，长存人民军队发展历程。

　　(作者：于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