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第三党”，高举反蒋义旗
在此期间，邓演达与共产党人密切配合，支持共产党人许多革命主张。邓演达与恽代英关系尤为密切，恽代英是邓演达的灵魂，邓演达的许多主意，都是恽代英替他想出的。邓演达请来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做总政治教官，实际上执行军校政治部主任职责。1927年4月2日，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届常委五次扩大会议上提议组织土地委员会，并邀请毛泽东、谭平山等参加。在邓演达的主持下，从4月8日到5月6日间多次召开土地委员会会议、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专门审查委员会会议。因土地问题非常复杂，在会议过程中，邓演达提议说：最好正式请中共的同志一同讨论。并且决定正式请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参加。在会上，邓演达和共产党人紧密配合，互相支持。他曾提议请毛泽东、谭平山等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决议案。当毛泽东提议制定一个土地纲领的意见时，邓演达当即表示：毛同志的提议很好。当邓演达谈到解决农村政权“国民政府农政部应组织一个委员会，从速拟定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条例”时，毛泽东也表示支持。邓演达随即指定彭湃、易礼容、谭平山等为《农民政权问题》起草委员，以谭平山为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大革命时代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周恩来也说过：当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当1927年国共合作即将破裂之时，邓演达不惜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决裂，公开发表声明反对反共政策。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谴责汪精卫反对三大政策的行径，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后来他毅然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愤然秘密出国，与共产党共进退。
1927年武汉“七一五事变”后，邓演达辞职不干了，随苏联顾问团的汽车队，与先前所在部队苏联顾问铁罗尼等，经绥远五原赴蒙古共和国，后赴莫斯科。1927年8月15日到达莫斯科，被作为苏联红军总司令部的客人受到热情接待，同时还被莫斯科第三国际、联共（布）负责人接洽，受到热情欢迎，并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与邓演达会谈，从晚上8点一直谈到凌晨两点，会谈结束后，斯大林把邓演达一直送到外面门口，给予邓演达难得礼遇。1927年，谭平山组建中华革命党，邓演达表示赞成。1927年11月1日，他在莫斯科与宋庆龄、陈友仁等商议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在莫斯科发表宣言时署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布了第三党的成立。在海外漂泊两年多，于1930年5月初回到香港，不久赴上海，结交了许多反蒋势力和重要成员。在上海，他租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任援道在上海法租界愚园路愚园坊二十号住房，与谭平山、章伯钧、朱蕴山、季方、郑太朴等，开始筹备新党，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其间曾主动找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但当时领导人左倾，对邓演达没有理睬。
那时邓演达为“第三党”，为该党拟定了一条政治路线，即后来所谓的中间路线，其中心内容是平民革命理论，他宣称：我们可以简单地称呼中国革命为平民革命，平民革命是中国现时唯一的生路。按照邓演达1931年6月25日撰写理论文章《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阐述，与当时中共的分歧主要是：第一点，在中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超越时代。他尤其不同意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二点，中国的革命要由中国人自己去搞。不能由共产国际操纵，对中共只是听命于共产国际持坚决的批评。为了让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邓演达与中共分歧的实质，再引用邓演达1930年撰写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的一节《我们与共产党的分界》的一段话：“共产党纯粹是国际的，而我们是带民族性的。”此时期中国革命处于危亡之际，引起了邓演达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一方面由于中共领导人执行右倾投降机会主义路线，面对反动派的进攻表现得不作为，令他失望，另一方他对当时中共的一切行动都听命于第三国际不满，使他产生了“解散共产党、改组国民党”的设想。他多次与谭平山交换意见，商议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沿用国民党的名称，纳入共产党的纲领，组建一个不受第三共产国际控制的新的政党，继续领导中国革命。虽然历史已证明邓演达的这个设想是不切中国革命实际的，但在革命危急关头，他思考的出发点是积极的。也就在这时，斯大林曾向邓演达提议，把他树立为中国共产党领袖，要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建议。邓演达以不同意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策略和不是共产党员为由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斯大林对于邓演达是否共产党员并不在意，他简单回答说，这可以让共产国际设法安排，显然，斯大林将当时的邓演达作为可资扶持的中国领导人之一加以争取。当时在莫斯科，邓演达成为托派与斯大林的争取对象，双方都希望邓演达以大革命见证人的身份为自己提供有利的论据。在此时期，他还拒绝了中共旅俄支部希望他加入中共的建议，他甚至在克里姆林宫的报告会上发表《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的由来》的演讲中直言：“中国革命不应该列入第三国际的范畴，中国民族应该谋求自我的解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演讲中根据孙中山的思想更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者与苏联应该保持的是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1928年2月2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上，通过了经斯大林审阅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将“中华革命党”（谭平山发起组织）宣布为“孟塞维克的反工农的党，做蒋介石及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并且指令中国共产党，与这个“新党”的活动进行“严厉的斗争”。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出于组织原则必须执行这个决定。后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也加入了反对“第三党”的内容，认为邓演达的党必然成为“反革命的工具”、“统治阶级的奸细”。中共六大文件密传国内后，临时主持中共中央（留守）工作的李维汉和中央其他同志认为，大革命时期与邓演达的关系甚密，如此对待他想不通，但又必须执行决议。于是，邓演达及“第三党”成为了中共的“敌人”。中共六大所制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不仅将“第三党”当做敌人，而且将所有党派都看做比南京政府更危险的敌人，即使是宋庆龄这样坚决站在中共一边的国民党左派也不能幸免。
对当年与中共合作之分歧，邓演达沮丧地说：“这个问题，只好等待推翻蒋政权以后再说。”邓演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宣称：“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今天我们战斗的开始，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事业。”他创立党刊《革命行动》和《革命行动日报》，在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由他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编辑出版《革命行动》《政治周报》等刊物。1930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新党正式成立。当时的媒体转发，因为该组织名称过长，称该党为“第三党”，寓意介乎于中共与国民党。邓演达看到后很不高兴，要求交涉改过来。殊知 “第三党”名称流传至今，这是邓演达始料不及的。邓演达同时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策动黄埔系将校和学生进行反蒋活动，为国民政府所忌讳。邓演达将组织扩大至全国十七个省及主要沿海城市，按照1931年“第三党”在全国党员数量为4000名，当时全国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有10000多人，邓演达创立与南京黄埔同学会相对立的“黄埔革命同学会”，竟然发展了成员达5000余人，与拥蒋派黄埔学生形成“两大分化”局面，发展成员还包括：陈诚、胡宗南、李延年等部分黄埔嫡系将领，其中黄埔1期生将校就有几十名，深为蒋介石所忌恨。他还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以邓演达、黄琪翔、严重、季方、邓宝珊为委员，邓演达亲任书记。邓演达为实现他所倡导的“平民革命”，积极进行组织策划和宣传舆论工作。他发起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以上海为中心，在北平、武汉等地设分会。到1931年7月间，蒋介石中央嫡系第18军之罗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萧乾以及西北军的杨虎城、邓宝珊都参加了进来，曾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邓演达还多次发表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他在1931年7月间，连续撰写了三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推翻南京的蒋政府，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蒋政府必然要崩溃的原因及全国人民当前的任务》《我们夺取政权之前及之后应该做的是什么？》。邓演达这一系列活动，最终招致蒋介石的制裁。
其实，邓演达回国后的所有反蒋活动，均为特务机关侦知，时任淞沪警备司令官的熊式辉，与上海警察局、上海租界当局共同合作，悬赏30万元缉拿邓演达。1931年8月17日，因陈敬斋出卖，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愚园坊二十号被捕，关押期间，蒋介石曾到狱中劝说。蒋介石当时心态是：“杀之可惜，纵之可畏。”蒋介石初始对于杀邓演达，还是有所犹豫，因为此时胡宗南等20多名黄埔学生联名写信，力保邓演达，无疑使得蒋介石浮想联翩。当时又恰逢宁粤对峙，蒋介石被迫下野，但他深信只要有黄埔系和军队的支持，他就会复出。而现在他担心下野后，两广方面会释放邓演达，邓演达也许会与孙科、陈铭枢、甚至胡汉民合作，利用自身的优势控制黄埔系，进而控制军队，如此则蒋介石重新上台的困难将会大得多。此时戴季陶向蒋进言：“为今之计，对邓演达处置为严，对学生则应从宽。”还说：“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经过权衡利弊后，蒋介石最终在下野之前下令于11月29日处邓演达以死刑。1931年11月29日拂晓，由侍卫总队长王世和（黄埔1期生）等临场执行，邓演达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遇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邓演达为革命烈士。1957年，拨款在南京紫金山麓灵谷寺旁修筑邓演达陵墓，与廖仲恺墓左右并峙。其家乡惠阳建有“邓演达将军纪念馆”。1961年11月，纪念邓演达殉难30周年时，朱德和宋庆龄题词赞扬邓演达。1981年11月，在邓演达殉难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彭冲代表中央再次表彰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英勇坚强的战士”，“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在民主革命中立下的功绩，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称颂”。198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拨专款修复邓演达故居，并对邓演达父亲邓镜人创办的鹿冈小学进行修整、扩建，更名为“演达学校”。1987年6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在南苑公园内树邓演达铜像，建邓演达纪念碑、纪念亭。1993年，惠城区三栋镇人民政府拨款在该镇建“演达医院”，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卢嘉锡题写院名。
来源：《黄埔》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