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我们一家随平教会迁到重庆，先后在北碚、歇马场和重庆等地住过。由于时局动荡不安，物资供应困难，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战前相比都下了一个大台阶，大家都过得比较清苦。有一个时期，爸爸被机关派驻在重庆市内工作，平均个把月才能回家一次，妈妈带着我们兄妹四人住在重庆近郊的歇马场。哥哥最大，当时也只有十来岁，妈妈就担起了照顾全家衣食和教育孩子的担子。妈妈不仅自己养鸡，还种了菜，还要亲手给我们做衣服，做鞋子。我们这几个孩子也都很懂事，不仅在学校里学习成绩优秀，在家里也争当妈妈的好助手。十来岁的哥哥帮着妈妈带小妹妹玩，让妈妈腾出手来做其他家务。我是家里最大的女孩，七八岁时就学着洗衣服、钉衣服上的钮扣、给衣裳缝边，以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十岁左右又学会了给全家大小打毛衣。重庆流行疟疾，妈妈感染过好多次，有时连发几天高烧起不了床，我就像小大人一样担起照顾全家的重任。重庆是个山城，用水很困难，我们的衣服洗好后要拿到嘉陵江边去漂洗。
我们家虽然生活上并不富裕，但是爸妈对我们的健康都很重视，每人每天一个鸡蛋是必须保证的。妈妈又善于烹调，在有限的条件下把我们的饮食调理得很好，因此，我们家几个孩子身体都很健康，平时很少生病。
1943年我在重庆附近的北碚上小学时，正是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最厉害的时候，只要是晴天，它们肯定要来轰炸。有时乘着晚上皎洁的月光，敌机也会出动来骚扰。妈妈给我们这群孩子一人准备了一个小提包，里面放的是必要的换洗衣裳和一点应急的食品，以防发生意外。每次跑警报时各自拿上自己的小包就随着父母往防空洞跑。一般上午九十点钟躲进防空洞，下午四五点警报才能解除。每次警报解除后，一出防空洞，看到的就是一片惨象：放眼望去，四处是一片火海，那是敌人丢下的燃烧弹还在肆虐。有些被炸死的老百姓的遗体挂在了树枝上，被炸断的手臂和大腿吊挂在电线杆上。有一个每天在防空洞口卖小吃食的小贩，和大家都很熟，有一天我们走出防空洞，他却被炸死在洞口不远处，身首异地，好多人都不禁流下泪来。有的人出了洞口就朝自己家的方向张望，如果看到那里还在熊熊燃烧，就知道自己已无家可归了，只好坐在地上号啕大哭。重庆和北碚的老百姓对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都恨得咬牙切齿，都想拿起武器上前线和他们拼命。当时我们虽然年纪还小，但老师和家长都对我们进行爱国和反侵略的教育，都懂得要爱国，都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好去打日军。在上小学时我们就学了许多抗日的歌曲。如“吹起小喇叭，答滴答滴答，打起小铜鼓，得隆得隆咚，手拿小刀枪，冲锋上战场。一刀宰汉奸，一枪打东洋。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到了四五年级，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每天在学校都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等这些最流行的抗日战歌。随着歌曲铿锵有力的节奏，同学们都热血沸腾。当是有很多爱国青年都积极报名参加了青年军，我们都非常羡慕，我和哥哥都向爸爸表示，我们长大以后也要当兵，要亲自把日军赶出中国去。爸爸很高兴，夸我们有志气、有出息，勉励我们好好学习，长大才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哥哥从小就喜欢画画，而且画得特别好。十来岁时画的画就很有水平了，几分钟工夫就能画成一幅“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等内容的画。他有股痴迷的劲儿，有时我们还没有跑到防空洞，日本飞机就来了，他就大胆地站在那里仔细观看天上两方的飞机交战，回去后立即把它画下来。他把他的画向当时最有名的画刊《联合画报》投稿，经常得到采用，并一连获赠了好几年的该报。爸爸当时负责编辑抗日期刊《士兵月刊》，那份刊物也经常采用他画的插图。我们当时都以为他以后肯定会把美术当成他的终身事业。但妈妈原来是学画的，因为就学期间怀上了哥哥，而没能完成学业，也希望他能接续她未能完成的学画心愿。可是，当1940年我们在北碚的房子被敌机炸毁了，我爸爸和小妹差点被炸死的事情发生后，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报考空军。当时四川灌县有个空军幼年学校，每年在重庆招收一批小学毕业生，那个学校对考生的文化成绩和身体条件都要求极高，我哥哥是铁了心要去报考，他说，以后一定要亲自驾飞机去日本讨回血债。从此，他一边努力学习功课，一边加紧锻炼身体，如练伏虎、单双杠等。虽然我们家只有他一个男孩，但爸爸妈妈都很支持他的志向，并且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他多加一些营养。哥哥小学毕业后，在那一年3000多名考生中只取33人的情况下被空幼录取了。我们当时就读的小学和全家都以他为骄傲。哥哥那年才十二岁，就一人坐了五天五夜的大卡车奔赴千里之外的军校，此后五年都没有回过家。
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了，那时的孩子现在也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但每当我们唱起或听到当年给我们极大鼓舞的抗日歌曲时，还会情不自禁的热血沸腾。“多难兴邦”是对的，“多难”同时也能“育人”哩!
(时间：2015-10-22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责任编辑：陈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