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我所亲历的事实，忆述这伙人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卑劣阴险手法。
一、“抗日社”的兴亡
1933年，“九·一八”事变后所激发成立的“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如同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运动那样，不断地遭受着种种压力和迫害。当时国立中山大学学生会，由于派系间争夺领导权而被解散，没能推派代表出席参加全市的学生抗日运动，另有一些学校也退出或没有参加，所以这个名为“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已失去全市性的作用。但这样一来，却反而为林羽中、霍广河一伙得以收买、控制。
林羽中能随陈济棠发迹起家夺取广东省的党政大权，是靠建立“西江同志网”，插手国民党广州市市党部，并靠建立“衡卢俱乐部”，策划安排他的心腹霍广河程岳恩等人任市党部民运会的重要职务，得以控制广州市的“民众运动”。同时，伺机建立了“抗日社”，对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的收买、控制。
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的会址，原设在大东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后座二楼左侧的一间办公室，牌子也挂在省党部的门口，公文来往，都在那里办理。可那里只是一间小办公室，地方狭小，不适宜人多聚集。为便于进行收买、拉拢活动，林羽中便指使程岳恩在广大路三巷某号三楼设立一个“抗日社”，作为学校代表进行会议和一切联系活动的场所。在这里举行茶叙、安排与林羽中等会见、计划郊游和适时聚餐等等，对各校学生的“代表”极尽收买、拉拢之能事。参加“抗日社”的人员，除了该会的执行委员外，还由各校代表物色介绍各该校学生自治会的干事，参加该社的一些活动，借此联系认识、培植接班人马。当时省立一中高中普通科三年级同学甄泽华出任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常务委员。我当时在学校被选任学生自治会的学术干事，读的是高中普通科二年级。他便把我作为接班人，介绍我参加过“抗日社”的几次活动。据他说，这个社的初期由林羽中每月提供八百元活动经费。林羽中、霍广河也常到该社和代表们见面叙会或请客吃饭，由于该社逐渐失掉利用价值，到1933年活动经费减至一百八十元。从此，林羽中、霍广河也很少到该社与代表们会见了，一切只由程岳恩处理。1934-1935年，我代表学校学生自治会出席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的时候，“抗日会”已经结束。一切会议和联系活动，改在财厅前某号二楼国民党市党部的粤声通讯社举行。
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是由团体会员组成，由各校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出席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再由执行委员会选出五个常务委员，负责主持工作。但实际上操纵、支配该会一切工作的则是国民党广州市市党部派来的所谓指导员程岳恩。
1933~1934年这一学年，因为我多次参与“抗日社”的联系活动，记得任常务委员的五间学校及其代表是：国立广东法科学院代表王世昌、私立国民大学代表钟启瑞、省立工业专科学校代表张景川、省立第一中学代表甄泽华、市立第一中学代表易唯志。选任执行委员的学校及其代表我只记得有：私立广东光华医学院代表梅奇伟、省立女子中学代表毕慕贵。选派出席广东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大会任该会常务委员的代表为省立第一中学代表甄泽华，专职秘书是民大学生邓昭文。
1934~1935年这一学年，任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的学校单位照旧，但出席的代表有所变动。五个常务委员是：国立广东法科学院代表王世昌、私立国民大学代表钟启瑞、省立工业专科学校代表简冠之和王卓业、省立广雅中学(原省立一中)代表李益三、市立第一中学代表万永治和韩文潮。执行委员大致是：私立广东光华医学院代表梅奇伟、省立女子中学代表石作安、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代表伍坤顺、私立培正中学代表陈伦敦、私立知用中学代表刘仲鹰、私立南京中学代表余美贞、市立第二中学代表囗囗囗、私立仲凯农业中学代表囗囗囗、私立广州大学代表囗囗囗、私立南武中学代表谭健。广东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大会常务委员，改由李益三接替代表出席，专职秘书仍是民大学生邓昭文。
这个会虽徒具虚名，只是国民党市党部控制的御用机构，但接近上级，是向上爬的阶梯。因此，各恃后台，争权夺利也相当复杂。国民大学的代表钟启瑞是林羽中的乡亲，一贯为林所利用，所以程岳恩便安置钟启瑞的爪牙、民大学生邓昭文做专职秘书。省立一中的代表甄泽华，依恃校长霍广河的权势，联络省立二专、市立一中等校的代表，结成省、市校代表的小集团，对抗钟启瑞，使省立一中夺得出席广东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大会任该会的常务委员。这种省、市校代表与民大代表钟启瑞抗衡的局面，正给林羽中一伙得以更顺利地进行分化、利用。
当时林羽中虽已爬上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但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的常务委员霍广河，执行委员兼专职“民运工作”的程岳恩，都是林羽中所培养安置的死党。程岳恩作为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的“指导员”，一切都仰承林羽中、霍广河的鼻息行事，因此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对程岳恩的意见、决定，必须百依百顺，听任摆布，从而成为林羽中所操纵的名实相符的傀儡。
二、“不干工作，就是工作”
过去的情况我不了解，1933年以后，这个挂着“抗日会社”牌的联合会，已经没有干过什么有关抗日的工作，只是作为国民党政府伪装抗日的装饰品。有什么群众集会的活动，则作为广州市学生运动的“合法”组织而出现，如此而已。前一任省立一中的代表甄泽华曾告诉我说，霍广河曾公开对该会的各校代表说，当前的学生抗日运动，“不干工作，就是工作”。这就清清楚楚地说明当年国民党政府是如何对待学生抗日运动的要求和愿望。不过，虽然说“不干工作，就是工作”，但为了向全市同学报账，也要找些工作干一干。记得在我代表出席参加工作这一段期间，由1934~1935年，该会所干的工作大概有下述几件：派代表出席省、市各界庆祝“双十节”国庆纪念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团的代表;由我负责主持在中山纪念堂召集各校代表开会，举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纪念;派代表参加省、市各界的植树活动;召集各校代表开会欢迎东北义勇军代表王德林报告东北义勇军的抗日事迹，并派代表出席省、市各界举行的上述的欢迎大会;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礼堂召集各校代表开会纪念“五四”运动并出版纪念特刊，在上述地点举办全市学生提倡国货的演讲比赛等等。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因而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惨遭镇压。抗日有“罪”，各地皆然，广东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广州市竟然还存在着“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虽说它是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的御用“合法”组织，但害怕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如同害怕烈火焚身的林羽中这一伙人，也感到不宜存留这点死灰残烬，更何况那时候陈济棠已秘密进行勾结日寇的活动，虽空言抗日也妨碍他的卖国交易，于是在1935年的3、4月间，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决定降下这块“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的招牌，更名称为“广州市学生救国运动联合会”。但为了做得冠冕堂皇，决定由国立广东法科学院的代表王世昌负责草拟印发一份“为更改会名告全市同学、同胞书”。我记得内容有：“因范围狭小，会务难伸”两句，借以辩解以往干不出工作的“苦衷”，从而说明必须更改会名的理由。我则负责到广州市广播电台向全市广播有关更改会名的报导，说什么“学生固然要抗日救国，但救国的工作不限于抗日”，并指出当前提倡国货运动、普及民众教育等等也是学生要做的救国工作。为有名无实的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的寿终正寝披上一件遮羞寿衣。
三、连续出现的白色恐怖
国民党为了防范、阻遏进步思潮，一方面疯狂地压杀进步人士;一方面强迫学生读经，为了欺世盗名，有时也会装出一点“进步”姿态。
随着“九·一八”事变而汹涌发展的抗日救亡怒潮，把抗日救亡的戏剧运动推向高峰，全国各地抗日救亡剧社纷纷成立。省立一中学校当局知道势不可遏，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同意组织成立剧社，而且竟然聘请当时被认为是进步的戏剧界人士胡春水担任指导。经过紧张的排练，不久便公演胡春水自编自导的以暴露“八·一三”上海战役中的阴暗面为题材的话剧——《抗争的插曲》，并编印出版公演特刊，指出戏剧是综合性艺术，必须与人民大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通过公演、学习，几个倾向进步的同学取得了联系认识。不久，胡春水即约集陈保生、胡励群和我几个同学，在一星期天的早上到净彗公园聚会，吃荷叶饭，大家交谈了学校剧社成立以来的各方面情况后，胡春水征求我们的意见说组织一个读书会，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可是却一直没有下文。此后胡春水也没有再到校上课、排练。不久，陈保生告诉我说，胡先生已被逮捕，他的爱人正在奔走营救。陈保生回忆起我拿回学校一份地下铅印刊物(我已忘记刊名，只记得署着通讯地址是广州大学×××收转)，里面有一篇文章批评胡春水伪装进步、是个托派。他问我能否找到这个刊物借以证明胡春水不是共产党，以便于营救。但这本刊物早已被我烧掉，胡春水的情况我们也就无从打听。只是听说是林羽中、霍广河一伙对胡春水的欲擒先纵的恶毒手段，借此对学校师生的进步思想进行白色恐怖的威吓。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竟然聘请一个进步的戏剧界人士来校指导戏剧运动的真正原因。
1933年秋天，李嘉人带我到越华路谭家祠，介绍我认识谭国标老师。谭是何干之的好朋友和同志。不久，我在省一中校务处走廊遇见他，他是来给谭荣盛老师代课的，并叫我千万不要对他人谈及我们在外面相识的关系。大概两个月以后，李嘉人告诉我说，谭老师已被逮捕，下落不明。后来在东京见到了谭老师的爱人，那时已随何干之到那里读书，才知道谭老师竟已惨遭杀害。当时学校连续发生这些白色恐怖事件，给同学们的思想情绪笼罩着忧郁的阴影。我更感到在这些白色恐怖的气氛下，自己过去的一些活动，会对自己带来危害;另方面也感到学校的功课压力越来越大，决定和三四个同学转学到国立广东法科学院高中三年级，并得到对方学校同意。可是主管训育兼班主任的校务委员何学坚，就是不批准我个人的再三请求，说什么我是下学年最适合的学生自治会主席，认为我对功课还可以应付，思想顾虑也是多余的。这样，我不由自主的被拖进高中三年级。
四、“进步”的《路向》
开课后不久，林羽中的高师同学、我班班主任何学坚很得意地告诉我，林羽中出钱要他办一份进步的刊物，刊名叫做《路向》。为扩大影响，决定征文，题目是“我们的路向”。要我写一篇四五百字的应征稿，要写进步性的。“林羽中竟然出钱办进步刊物”，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何学坚看透了我的心思，得意解释说，现在只有进步的书刊、进步的文章才能吸引青年、争取读者。我当时即把学校近年来连续出现的胡春水、谭国标的白色恐怖事件，说明进步的思想、进步的文章都会随时招致危险，不愿执笔。他对我表示，只要是单纯学术性的研究，没有行动，绝不用顾虑;纵然被抓起来，老板(指校长霍广河)也会保我的。这时我才明白，由于用屠刀不能扼杀革命，强迫尊孔读经也不能抵制进步思潮，因而迫得顺应时势，把进步的思想封锁在课室、书斋，使革命理论脱离革命实践，这就是国民党面对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所采用的阴险手法。他们认为我适合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也就是因为看透我的弱点而相信我。
我按照何学坚的意图，用笔名“诺斯”写了一篇四五百字的征文，内容主要是指出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青年，要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提倡什么实业救国、什么读书救国等等的道路，通过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实践，已证明完全是空想。只有和人民大众结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才是我们的路向。想不到这几句空洞的口号，竟获选第一名。何学坚非常满意地递给我四块钱的稿费，相当于那个时候的一个月膳费。
我摸清这伙人的意图，所以后来我主编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出版的“三·二九”纪念特刊和“五四运动”纪念特刊，也用同样的论点，认为要完成革命事业，只有和人民大众相结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粉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奴役。这些稿件，我都是依照程岳恩的示意，先交何学坚审阅后才交由他本人签名付印。那本“五四运动”纪念特刊，虽然封面是由陈济棠题署，里页有林羽中、黄麟书、霍广河、程岳恩等的题词，但由于刊登几篇进步倾向的文章，却接到几个读者来信给我鼓励，有一个读者还和我做了短期的笔友。
五、如梦初醒
按照当年高中毕业会考的通知，毕业成绩平均分数七十五分以上的可以报考中山大学。我的毕业成绩平均分数达到这个要求，所以忙着准备报考中大。可这个时候，我一个同班同学袁耀坡悄悄地告诉我，他结识一个姓冯的市警察局的密探，是警察局派他负责跟踪我的。根据那个家伙的透露，认为我的问题比较简单，可是他要袁耀坡暗示我，仍须小心一点，免得自吃苦头。我听到袁耀坡这番好意的临别赠言，才如梦初醒。原来空喊理论口号，背诵几句教条，纵然没有行动，也不是稳坐钓鱼船，我竟已被愚弄陷入被设置的圈套里面。因此，我立即写信给朋友要求帮助我离开广州、转学到其他地方去。
1935年的春季，通过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的工青代表张景川和市一中代表韩文潮的介绍，我结识了广州市警察局家属子弟学校的卢震、李森等几位老师，他们和市警察局局长何荦是遂溪同乡。卢震为人思想进步、勤奋好学、生活朴素、待人和蔼，是我省立二中的同学前辈，所以我和他多次交往接触。此后不久，我便辗转到了日本东京。到东京后大约过了三四个月，我见到亦已来到东京的韩文潮，得知卢震和其他五位老师，在不久前的一个深夜，已被何荦派兵到学校围捕并惨遭杀害。过去，我总以为凭他们在学校的关系，不会出大问题的，所以对他们的牺牲，我感到很惊奇。其实值得惊奇的是我虽然知道学习革命理论是为了指导革命实践的道理，而我却害怕流血牺牲的革命斗争，逃避革命斗争。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