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理想 千里求学
1936年，我于川东女子最高学府——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高中毕业，受著名革命活动家张闻天、肖楚女任教该校时播下的革命火种影响，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我与本班10余名女同学集体出走，外出求学。我们搭乘卢作孚先生的“民生”轮，过夔门、出三峡，沿江东下……
“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先生的“实业救国”思想影响着我，在上海，我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实业管理系，后读铁道管理系，成为当时西部地区唯一的女生。记得钟伟臣院长在我报到时，还十分感慨地说：“一个内地妙龄女子，千里迢迢来交大求学，实属不易，望能学成报国。”
那时上海交通大学全校女生不到30人，可谓凤毛麟角。我们意气风发，装束一律短发长袍，外套羊绒毛质开衫，半高革履，胸佩三角型、蓝底白字镶银边“交大学生”挂链校章，左肘叠书，右手垂摆，犹如一道别样风景，深受时人青睐。
在校期间，我不仅在课堂上如饥似渴地钻研深奥的科技理论，还活跃在体育场上，成为了学校女子排球队的正式队员。该队久战沙场，资深望重，常在球场上表现出“托救之合宜，擘杀之凶猛，让人口碑载道，使队誉满春申”的风貌，曾代表上海队出席过全运会。那是一段多么愉快的记忆，让我品尝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自豪。
国难当头 匹夫有责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沦陷。由于战争硝烟的笼罩，黄浦江岸边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我眼含热泪，告别了学校，带着国仇家恨，回到重庆。在素称“流亡学生的摇篮”——重庆大学借读一年后，我得知唐山交通大学迁到了贵州，1938年冬天，我好不容易搭上一辆运山货到贵州的“老牛车”，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颠簸了4天4夜后，总算平安抵达唐山交通大学所在地——贵州平越。
平越县城很小，南北长仅一公里，东西不过半公里。学校迁到平越后，没有合适的校舍，于是利用平越县孔庙作为学校本部;利用僧房作为授课教室;利用旧时的考棚作为学生宿舍。分别命名为“天佑斋”“鸿哲斋”“木兰斋”。
当时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笔记、传抄与背诵就是我们的“课本”“教参”“图书馆”。除此之外，生活也极其清苦，我们吃的是糙米、青菜，住的是篱笆房，睡的是木板床，夏遭蚊叮虫咬，冬受天寒地冻。每个学生都配发了一盏小油灯，以供夜间的学习生活。全校师生不畏艰苦，其乐融融，坚守在中国学术研究的阵地。
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忘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同学们在中国共产党与外围组织“民先”的领导下，组建了学生会、读书会、女同学会、漫画学会、宣传队、歌咏队等，并成立了各种进步社团，如“越光社”“山城社”“话剧团”，创办了《越光周报》《山城》《呼声》《大家看》等壁报刊物。我参加了由黄家骐、李范初、王家林倡导组织的“越光社”，具体工作是配合社长刘立绪、总编辑黄家骐把《越光周报》办得有声有色。我也曾在刊物第4版的“妇女”专刊上投稿，发表《女同学们团结起来，撑起抗日宣传的“半边天”》等文章。我们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学生，充分运用这些阵地，以广阔的视觉、犀利的笔锋，把世界的见闻、时代的潮流、社会的景象、抗战的信息展现给广大民众，以此推动抗日宣传和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同学们还配合抗战教育，在万寿宫成立了民众夜校，开办3个班，招收家境贫困子女入学。后来夜校发展到男女老少都有，我们还免费给他们提供课本、文具，热情地给他们上文化课和时事教育课，讲述抗日救亡道理，教唱抗战歌曲。每晚上课，风雨无阻。
1939年元宵节，唐山交通大学的学生们组织宣传队，到70里外的仙桥野鸡坡苗族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抗日救亡宣传的活动。当时，一场大雪刚停，大家兴致勃勃地背上被包，轮抬着服装、道具，冒严寒，踏冰凌，穿行在崎岖的苗乡小径。即使摔得一身泥、一身水，大家仍然一路欢歌笑语。到了野鸡坡苗村，我们把在当时很珍贵的两担盐巴和几罐好酒及一些糖果分送给各家各户作为见面礼，进行慰问，受到了苗胞们的盛情接待。入夜，宣传队在寨子里作公演，邀请乡亲们围坐在场坝四周，点上汽灯，燃起篝火。同学们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绘声绘色的表演、生动活泼的歌唱，激发了苗胞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
同学们还与苗胞一起联欢，参加“斗牛”“跳月”“对山歌”等苗族传统节目，并同场围圈翩翩起舞。大家心手相连，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团结。
声讨轰炸 彰显力量
1939年5月，日本侵略者不分昼夜地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与“政略轰炸”。时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经常往来于黔渝之间，常常给全校师生带来有关大后方的抗战形势、动态信息。当月，重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5.3”“5.4”大轰炸，这一消息传到学校后，我们这帮重庆籍的学生都震惊了。日寇不但用铁蹄蹂躏东三省，侵占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将“空中魔爪”伸向了内陆，狂轰重庆。大家义愤填膺、悲恨交加，无不惦记着故乡亲人的安危。
为了抗议日本法西斯的暴虐行径，抚慰重庆受难同胞的巨大悲痛，声援全民族坚忍不拔的抗战精神，学校决定在平越的中山广场举办一场全校运动会。运动会设田径、球类两大项目，总指挥为体育教授徐家增。在运动会上，我强忍悲痛，拼尽全力，经过分组淘汰、层层筛选，一举获得了女子50公尺短跑第一名、100公尺短跑第一名、跳远第一名和跳高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得到了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称赞。至今，我还珍藏着当年学校专门去几百公里外的贵阳订制的冠军奖牌。
1940年暑假，我返渝探望父母，不幸染上了日机轰炸后猖獗流行的疟疾，身体全不听使唤，一会儿发高烧，一会儿冷得发抖，备受病魔的折磨。然而，疟疾刚愈，我又遭受了湿毒侵体，腿脚脓疮溃烂。学校开学了，我仍以坚强的毅力，跛足踏上归途，返回学校后，刚好赶上《铁道运输原理》一课进行单元测试，我得了98分，受到了享誉该专业，并有“南沈北许”权威之称的许靖教授在全班表扬。
1941年，我以“品学兼优”毕业，获得了茅以升院长亲笔“业精于勤”的题词赠勉，我将其视为一生的座右铭。
校风严谨 难忘恩师
我在唐山交通大学读书期间，最难忘的是茅以升院长的治校风范。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始终贯彻“严谨治学、刻苦钻研、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办学思想，从严治校，重视教学质量，坚持开展各科学术研讨会、报告会及讲座。茅院长还亲自担任主讲，我和同学们耳闻目染，深受“勤奋读书、忠诚服务、共同奋进”精神的影响，树立了学习的志向。
回忆起茅以升院长，虽然他身为著名的桥梁专家、留美博士，但却平易近人。一次，在去上课的路上，我碰见了茅院长，向他行礼。他问我：“你就是41级铁道管理系的王德懿同学吗?听说你是独闯贵州，途经艰险苦难回到母校。作为女学生，还有这么坚定求学的意志，很不简单。现在我们国家的铁路、桥梁虽然还很落后，但将来需要大力发展，正是寄希望于你们这一代。愿你进一步刻苦用功，继续努力学习。”时至今日，这个情景仍定格在我的脑海深处。
学校虽然历经3次迁徙，条件恶劣，但校风仍以“严谨”著称，在新入学的考生心目中，交大和清华是最难考取的。老师们打分之严格，是“代代”传闻，新入学同学无不敬畏。要合格过关得下苦功，更不用说考取高分了。有一次，我们上著名教授罗忠忱先生的《应用力学》课，罗教授当堂布置了作业，学生们进行演算后交卷，由罗教授评讲。有一位同学写的一道数学题步骤方法合理、计算公式正确，只是在答案上因为数字相加时疏忽，错进了一个数字于十位，结果被批阅为0分。10分题，未得1分。我与同学们都觉得有点冤枉，而受到了罗教授的严厉批评：“一道题莫说小错误是0分，就是做对了都必须要求到小数点后第三位。将来你们出去设计一座桥梁，坍了，你能说不小心小数点错位了吗?”大家无言，皆心悦诚服。
胡立猷教授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硕士，其学术水平久负盛名。他善于抓住问题的核心，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使各种疑难问题迎刃而解。
许炳汉教授学识渊博，中英文造诣都极深，颇受学生敬重。他从不西装革履，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显得朴实无华。他教《经济学原理》和《财政学》等课程，堪称“经济学泰斗”。他的备课笔记，已翻破多本，然后再用纸糊上。上面的字迹密密麻麻，改了又改，中文之外又是英文，有的还注上了希腊文，令人叹为观止。
许靖教授是首批留美学者，有高深的科技理论、丰富的实践经验，挟数本铁道管理专著问世。他风度儒雅，才气横溢，每每讲课娓娓动听，诲人不倦。我还记得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就是以铁道运输理论研究方面作内容，以美国铁道建造和运输资料作参考，请许靖教授作导师的。他十分认真耐心地帮助指导，使我的毕业论文得以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