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挑起事端发动侵华战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很快侵占了我国大片土地。在此国家兴亡之际，我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6期步兵科。1940年春毕业，由大队长桂协华率领全大队同学600余人长途跋涉，奔赴抗日前线，去湖南浏阳第一集团军总部报到。后被分配各军，每团十名，我被配分到58军直属野战二团任少尉见习官。因居于最前线，下线军官伤亡较大，同学们都先后担任排长。由于当时处于抗日的相持阶段，南昌、武汉相继失守，我所在的58军军长孙渡(后为鲁道源)率部一直转战在湘、鄂、赣三省之间，属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我参加过湘北九岭战役、第二、三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收复常德战役等。抗日胜利时还参加接受南昌的投降日军。
194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的6月22日，在西方，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同年12月7日，在东方，日本海军奇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所在地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在两件震撼全球的战事之间，中国战场正展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大本营制定的战略方案“南进”和“北进”两个重点决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所谓“南进”是向南发展进攻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取得宝贵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资源。而“北进”则是配合德军，从东方夹击苏联，待消灭苏联后，再图挥师南下。经过激烈争论，以东条英机(陆军大臣)为代表的“南进”派占了上风。为了腾出兵力南进，日军决定对中国军队展开进攻，消灭国军主力，早日结束战争，抽出兵力去对付太平洋上的英美势力。第二次长沙会战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起的。日军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惨败的教训，兵分三路，用飞机大炮掩护强渡新墙河，向长沙进犯。快到长沙城时，被我岳麓山重炮猛烈袭击，不得进入长沙城。外围日军都在我九战区各兵团的包围下突围败退。在撤退中又被我军分头追击。我军按侧击计划中进行的追击，使敌全部被压缩到原防地区，二次长沙会战又取得了胜利，缴获日军大量武器及物资。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行的。是时，我军已参加了同盟军作战，即中、英、美、苏共同对付日本、德国法西斯作战。
1941年12月8日，驻广州的日军第23军团发起了对香港的进攻。12月9日，中国最高当局下令各战区发动攻击，策应香港的英军，牵制日军行动。第九战区的两个主力军暂编第2军和第4军也奉令从长沙南下，对占领广州的敌军发起攻击。这一行动使日军大本营感到忧虑，他们决定对第九战区采取行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创造了“天炉战法”，所谓天炉战法是根据两次会战中检讨并总结了经验而制定出的一套新的扩大纵深的防御战法，其特点就是后退决战的战略战术。他根据长沙和湘北地区的地理状况，彻底破坏道路，中间地带实行空室清野，设置纵深伏击地带，配置多层兵力，将其聚而歼之，犹如一个天然的巨炉，把庞大的敌军溶为灰烬。
1941年12月24日，日军第6、第40两个师团乘着雨雪，在大炮和夜幕的掩护下，徒涉冰冷的新墙河向南进发。杨森部的两个师在新墙河岸的阵地上顽强阻击，与敌激战三昼夜，在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且战且走撤出战斗，绕过敌人侧后。1942年元旦凌晨，敌第三师团渡过浏阳河，在寒风中向长沙急进。一路大雾笼罩，看不到一个中国人的影子，满以为中国军队已被吓跑，他们从飞机上投下的一面标志“占领长沙”的太阳旗显示，他们认为可以在长沙城欢度元旦了。不料刚好碰上驻守长沙前沿阵地的第10军，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双方苦战两天夜，死伤惨重，但日军终不能进入长沙一步。与此同时，处于外围的中国大军30多个师正从隐蔽地三面向长沙压来，基本上到达了战区规定的第一次攻击到达线。北面杨森指挥的第20军和58军已切断日军后路，配合大军行动的20万民工，大肆破坏公路桥梁，将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完全切断。
局势对日军极端不利，固执的河南军团长在其幕僚的一再劝阻下，终于下达了全军“反转”的命令，限各部队“自今停止扫荡长沙”，于1月4日夜“反转”。
1月4日拂晓，日军两个师团再次向长沙发起猛攻，战斗空前缴烈。经过数日苦战之日军，以残疲之师作最后挣扎。他们施放毒气，全力攻城，第10军浴血奋战，战斗人员伤亡惨重。连辎重营、卫生队甚至勤杂人员都编成队伍与日军厮杀。各部号角齐吹，威慑敌胆，日军最后一天的攻击，仅在多次争夺的修械所前沿就留下尸体2000余具，仍未能夺取第10军的阵地。日军两个师团主力打中国防守长沙的一个军，血战四天，寸步难行，反而死伤累累，这在抗战以来是罕见的。4日下午，日军作最后进攻，当夜幕降临后，日军四处纵火，准备在黑夜的掩护下撤退，此时长沙城东南郊天空出现红绿闪光信号弹，中国各路反击大军已达指定位置，“天炉”熊熊烈火，要烤炙日本鬼子了。1942年1月4日晚，九战区各部开始总反击，薛岳命令罗卓英指挥73、24、26各军为南方追击军，由南向北追击;杨森指挥的20、58军为北方堵击军，自北向南堵击;王陵基指挥的37、78军为东方截击军，自西向东截击。三个日军师团在我围、追、堵截的打击下，前后不相救应，弹尽粮绝，十二天的战斗后，在飞机的轰炸掩护下狼狈不堪的残部才逃出重围，由汨罗江南岸先后渡江。14日，日军各师团齐由北岸出发，我军继续尾追，16日，日军残部在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渡过新墙河退至出发地点，河南军团指挥所也由岳阳撤回武昌。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结束。
这次会战，日军损失惨重，共阵亡56944人，包括联队长5名，大队长10余名、被生俘390人。战后，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在所部打扫战场，因日军尸体太多，无法处理，命令平江、长沙、湘阴三县出动民工千人，挖掘三个大坑将上千具尸体掩埋。并立石碑，上刻“万人坑”为记。
我所在的58军属于杨森指挥，在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被指定防守汨罗江一线为正面防守部队，第三次会战时并在影珠山左右堵击日军。
在几次战役中，我军伤亡不小，1943年春，东调江西分宜、宜春、樟楼等地整补，11月18日驰援收复常德，常德收复后归第六战区接防，我军仍旧回原防地，直至抗战胜利，奉命接收南昌日军。
我在上述的战争年代中，虽说没有什么大的功劳，但六年的亲身经历，也饱受艰辛，在抗日的枪林弹雨中度过了“抗日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岁月，幸存此身。
我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一部饱受列强侵略、压迫的血泪史，我们缅怀抗日英烈，就是要激发爱国热情，建设好祖国，维护世界和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还要提高警惕，列强们居心叵测，我们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希望台湾当局应审时度势，及早回头，为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共同建设一个繁荣强大的新中国。这是我们抗战老兵的热切愿望。
(肖师鸿，黄埔军校第16期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