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联抗”，全称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成立于1940年10月10日，结束于1944年10月。“联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特定历史时期担负统一战线任务的一支武装部队，是新四军的外围军。它是陈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开辟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模范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成果之一。
“联抗”建立与两次和平会议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1940年3月，韩德勤部和桂军李品仙等部在津浦路两侧进攻皖东的新四军第4、第5支队，直逼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当时任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顽固派韩德勤消极抗日、专事反共，他号称拥有10万大军，竭力阻止新四军北上抗日。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国民党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陈泰运部，属于中间势力的地方实力派。他们皆非国民党嫡系，受韩德勤的欺压排斥，有意与新四军建立友好关系，以抵制韩德勤的专横。
陈毅审时度势，确定了“联李、孤韩、击敌”方针。为此，陈毅三进泰州，会见李明扬，晓以大义。1940年6月下旬在反击李长江(李明扬的副手)的郭村保卫战中，由于陈毅的大度和诚意，促成李明扬、陈泰运保持中立，他们不仅为新四军东进黄桥地区让开大道，而且在黄桥决战中保持中立，使得新四军最终取得胜利。当时黄逸峰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鲁苏战区分会中将设计委员的特殊身份，对争取中间势力作出了特殊贡献，成为陈毅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中间势力的得力助手。
争取中间势力的成功，为“联抗”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四军东进黄桥地区后，实力日益增强，影响日益扩大。李明扬在敬佩之余，忧虑新四军能否继续与之友好合作。1940年9月27日，在姜堰召开的苏北军民代表会(亦称第一次和平会议)后，李明扬即请黄逸峰向陈毅建议，建立联合抗日部队，作为新四军与李明扬、陈泰运所部联系合作的桥梁。此时，陈毅已有建立外围军的打算，于是因势利导欣然同意，并指示黄逸峰与有关各方协商筹组。黄桥决战胜利后，韩德勤主力被歼，李明扬疑虑加剧，急切要求尽快建立“联抗”部队，作为联系合作的桥梁以及出现矛盾时的缓冲之用。
陈毅为表示诚意，在黄桥决战胜利后的第四天，1940年10月10日即宣告“联抗”成立，成立大会上宣布由各方推崇的黄逸峰为“联抗”司令，同时宣布了副司令李俊民、副司令兼参谋长周至堃、政治部主任张孤梅的任命。所属部队由新四军与李、陈两方各派1个连组成后，收编了白米、曲塘两个常备中队，吸收了一批爱国青年，编为4个大队，共千余人。自此，在敌后苏中大地上，诞生了以新四军为骨干，与中间势力各友军联合组成的特殊抗日武装。为了有别于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序列，便于开展统战工作，借用李明扬、陈泰运所部番号，“联抗”是其简称。
黄逸峰担任苏中“联抗”司令后不孚众望。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领导下，以新四军外围军的身份，出色地完成了各项统战特殊任务。同时，作为新四军的一个实际组成部分，在抗击敌伪顽的军事斗争中也屡立战功。李明扬、陈泰运等中间势力，在新四军东进黄桥地区和黄桥决战时，能保持中立成为友军，这一统战成果来之不易。“联抗”的建立就是要延续这一统战成果，竭力争取这些中间势力继续一致抗日。
“联抗”建立初期，黄逸峰即遵照陈毅指示，筹组1940年10月31日在“联抗”司令部所在地曲塘召开苏北第二次和平会议。此次和平会议通过了苏北各部队联合抗日通电，揭露了韩德勤在黄桥决战失败后，继续顽固扩大反共的阴谋，进一步稳定了李明扬、陈泰运等中间势力，密切了韩国钧等中间人士与共产党的关系，巩固了新四军在苏中、苏北的领导地位，也扩大了“联抗”的影响。其后，在11月召开的苏北临时参政会上，黄逸峰又以“联抗”司令的身份当选为议长，提高了“联抗”在友军和中间人士中的声望。
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1941年2月，李明扬的副手李长江率8000余人投敌后，李明扬仍举着抗日旗帜，率千余人退至我苏中一分区兴化茅山地区，处境困难，求助“联抗”。黄逸峰请示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同意李部暂不退还所占我方地区，并给予2万元法币的经济接济，以解国民党对其停发军饷之困。李明扬十分感激，更密切了与“联抗”的关系。1942年9月，李明扬到“联抗”考察时，曾表示待时机成熟与“联抗”合并。
陈泰运这一中间势力人物，则有别于李明扬，其反共顽固性的一面根深蒂固，虽然在特定时期与我形成了友军关系，但在情况有变时很可能逆转。尽管如此，只要陈泰运仍打着抗日旗帜，仍被视为“友军”。因此，黄逸峰为了争取陈泰运继续团结抗日，仍然保持了三年多的联系，并在税警团临危时慨然相助。1943年1月和4月，税警团遭敌“扫荡”危急时，“联抗”曾先后两次救援，使其两个团转危为安，其后转移至“联抗”地区和苏中二分区休整。经过争取与引导，尤其是两次救援，该部一支队长陈振等进步军官深受教育。陈振曾上书陈毅、粟裕，要求将在我方二分区休整的两个团，改编为新四军或与“联抗”合并。陈、粟首长认为不可乘人之危搞合并，待日后时机成熟时再议，仍由“联抗”送回原地。此后，陈振与黄逸峰的关系更加密切，1943年夏还成为黄逸峰单线领导的中共特别党员。
陈泰运在税警团危急时率少数人逃离，情况稳定后返回，不但不感谢新四军和“联抗”的救援，反而认为部队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动摇其指挥权。于是撤换进步军官，重用反共军官，自此以后与“联抗”的摩擦日趋加剧。陈泰运的背信弃义，是其反共顽固性的暴露，不能因此而否定“联抗”前几年对税警团的统战成果。
黄逸峰还将统战工作成功地拓展到顽保安三旅。“联抗”建立之初即与该旅副旅长胥金城取得联系。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胥金城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发生很大变化，毅然走上坚决抗日的道路，派人与黄逸峰联系，要求参加新四军或“联抗”。1943年3月，胥金城宣布起义，率700余人脱离专事反共的张星炳顽保安三旅，受到“联抗”和苏中军区司令部的热烈欢迎。不久，胥金城被任命为苏中军区新编第七纵队司令员，并成为中共党员。
“联抗”周边地区的伪军，皆系投敌的原国民党非嫡系部队，战斗力很弱，普遍畏惧新四军打击，很想与新四军拉上关系以求苟安，也为日后可能反正留后路。黄逸峰利用伪军这一心态，发动强大政治攻势，成功争取了周边伪军三个师的头目为我军所用。在这三股伪军占据的交通线上，我方部队在夜晚、其他人员在白天可以进出无阻，不费一枪一弹打破了敌伪的封锁线，畅通了“联抗”与我1师师部和苏中四个军分区的联系。
此外，我方情报工作成效显著。伪方如约向我方提供情报，我方情报人员深入伪军内部掌握敌伪动向。在重要伪据点曲塘，由伪方掩护设立秘密联络站，并通过伪方关系派人打入伪军徐容部第3团任副团长，多渠道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敌伪情报，成为苏中地区敌伪情报工作的重要基地。
由于打破了敌交通封锁，方便了我方采购人员进入敌伪据点，并在敌伪据点开设商店作掩护，采购了大量军需品、药品及其他紧缺物资，成了苏中军区范围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我方对伪军的统战工作，稳定了“联抗”周边敌伪据点林立的斗争环境，也为苏中军区掌握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作出了贡献。
英勇战斗，立下战功
“联抗”在完成统一战线工作等特殊任务的同时，在抗击敌伪顽的军事斗争中也身经数十战。1941年2月，参加了讨伐李长江投敌的战役。2月19日攻克白马沟，20日歼灭姜堰残敌。后“联抗”部队又奉命东返，阻击日军援李部队，在曲塘、胡家集之间的毛家涵子一带与日军交火，激战两个多小时，胜利完成任务。1941年7月，“联抗”部队奉命北上新四军军部整训，参加了我3师的反“扫荡”战斗。7月中旬随军部由盐城转移至阜宁停翅港，参加了保卫军部掩护军部转移的战斗，伤亡减员200多人，8月随军部返回。
1941年9月“联抗”部队结束在军部整训回防后，在三年多时间内参加了苏中地区多次反敌伪“扫荡”战斗，尤以1943年和1944年的反“扫荡”最为激烈，其中几次以少胜多。1941年11月和12月，“联抗”打击了顽保安三旅的反动气焰。1943年7月，“联抗”1团2连遭日军一个大队、伪军一个团的包围，经七个小时激战突围，2连虽伤亡过半，但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受到苏中军区表扬。1944年3月，“联抗”1团遭日伪军4000余人包围，在泰县仇湖墩头突围战斗中，毙伤日伪军250余人，缴枪150余支，出奇制胜竟无一伤亡，受到苏中军区通令嘉奖，《苏中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均做了报道。1943年12月，反击陈泰运背信弃义的挑衅。1944年7月到12月，协同兄弟部队进行讨伐陈泰运的战斗。
“联抗”建立后还加强了地区间抗日根据地建设。1941年8月，成立了中共兴(化)东(台)泰(县)“联抗”特区工委。1942年11月，特区工委改为地委，黄逸峰任书记，戴为然任副书记。黄逸峰集地委书记、“联抗”司令、政委于一身，担负起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重任。
1944年10月，“联抗”完成了历史使命，撤销了建制，部队进行了改编，1团编为苏中军区特务5团，2团改编为紫石县(今海安县)独立团。黄逸峰也随即迈上了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