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后的萧县，容不下一张课桌，正在县城上小学的刘世龙跟随家人迁往乡下。父亲和姐姐不愿当亡国奴，先后参加了游击队。当时只有9岁的他，也跟着父亲和姐姐参加了游击队的宣传队，当了一名文艺兵。刘世龙之所以能成功地饰演英雄王成，就得益于从小当过文艺兵。他参加过淮海、渡江、进军大西南战役，并两次负伤，他扮演王成是把激情与质朴糅合在一起，把自身与角色巧妙地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人们出于对英雄的敬仰和对美好的追求，把刘世龙当成王成的化身。在年度的电影颁奖会，七一、八一、十一的节日晚会，只要他一出现，观众立即欢腾，多少双手伸过来和他握手，更多人请他签字留念，有时还情不自禁地唱起《英雄赞歌》。让人实在估不透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到底能释放多大的正能量。
出身于萧县农村家庭的蔡松龄，1935年他22岁时，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38年这一年，让他终生难忘。初春，国立戏校迁往重庆;5月，家乡沦陷;8月，学习结业，以首届毕业生留校任教; 10月，他与刘厚生等人在介绍人的带领下，来到重庆上清寺菜场的一间地下室，面对党旗庄严宣誓。令蔡松龄惊奇的是，他的新婚妻子张惠祯居然早就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了。革命战争年代，蔡松龄长期坚持在隐蔽战线工作，这与他能成功饰演华子良不无关系。特别是他把华子良这个小人物演得出了彩。就那么几个在鑫记杂货店接头、在地下室向许云峰表露身份的镜头，就把一个忍辱负重、佯装疯癫、长期潜伏、机智深沉的共产党员形象活生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说：“影片最为隽永的人物却是一言不发的华子良，他的一些镜头使我们永远记住这个角色的演员蔡松龄!” 新中国成立后，蔡松龄任教于中央戏剧学院，后任河北省话剧院院长兼导演。由于行政事务缠身，留在银幕上的形象不多，经常能看到的是《红旗谱》中的严志和、《战洪图》中的老根爷。
除了刘世龙、蔡松龄外，萧县从抗日烽火中走出去的表演艺术家还有欧阳儒秋、张逸生、朱子铮等。他们所从事的话剧，是一种新兴剧种，“五四”运动以后方见诸中国城市。1928年，由洪深提议，才正式定名为话剧，又称文明戏。当时萧县还很少有机会接触这种文明戏。日本鬼子一来，外部压力激活内部动力，“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一些有文化的青年用艺术形式，宣传动员全民族抗战。著名电影演员欧阳儒秋，本来是一个在生人面前连话都不敢说的村姑，也随着同学上街做救亡宣传。台儿庄大战前夕，她放弃了在上海上高中的机会，毅然回徐州参加第五战区办的抗敌演剧队二队，演《壮丁》《八百壮士》等抗日戏剧。后来到了重庆，1941年去了延安“鲁艺”，演出《夫妻识字》《血泪仇》等剧目，194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后，党派一批干部去东北开辟工作，文艺工作者也一路开进去。欧阳儒秋到东北，和同志们一道接收了“满映”，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工作者。她从延安去东北时，把儿子放在延安保育院。1946年，放弃延安时，儿子经历了像电影《啊，摇篮》一样的生活。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儿子随保育院进了北平。这时她已与儿子4年不见，儿子已经9岁了。1948年，参加拍摄《光芒万丈》《赵一曼》等影片。有一次拍戏路过北京，才在儿子不认识母亲、母亲认不清儿子的情况下见了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欧阳儒秋在电影里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隐忍、慈祥的母亲形象。
由于日本鬼子残暴统治，大城市的艺术家不得不转移到乡下。当时比较著名的戏剧家、音乐家、文学家易河，就从城市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并由拂晓剧团下派到萧县宣传队。朱子铮正在萧县白土小学上六年级，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学上不成了就参加了宣传队，从一开始就遇到像易河这样的名师指导。以后随着工作变动，他又接受了4位名师的关怀和指导，即拂晓剧团团长苏理、总政文工团话剧团导演丁里、著名导演陈其通，还有苏联专家库里涅夫。他曾演过《路漫漫》《血战台儿庄》等影片。最后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张逸生原是县里共青团的负责人，因参加暴动失败才考入南京戏剧学校。1942年在重庆参加演出郭沫若创作的《屈原》，有幸接触一批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在剧中张瑞芳饰演婵娟，张逸生饰演渔翁，无意中当着郭沫若的面，将张瑞芳台词“你是个没有骨气的文人!”改为“你这个没有骨气的文人!” 郭沫若大为称赞，以《一字之师》为题写了文章，尊他为师，此文收录在《郭沫若论创作》中“瓦石札记篇”。解放后张逸生曾在《抓壮丁》中饰演卢队长，在《青春之歌》中饰演公安局长胡梦安，《红牡丹》中饰演港商会长张德仁，《知音》中饰演都统江朝宗，并长期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