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的时候，我只有7岁，还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也不知道什么国家大事，只是无忧无虑地过日子。
战火燃烧，我家住在安徽长江边上的一座小城，也不能幸免。于是开始逃难。一天半夜里被大人叫起来，就跟着走了。开始逃到巢湖边上的山里。我仍然是浑浑噩噩，很快就结识了村里的小伙伴。他们也不上学，我就跟着他们放牛，到田里挖红薯，看人打鱼。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农村。
不久，巢湖边也待不下去了，便接着往武汉逃。沿着长江北岸往西走，行李用牛车拉着，大人小孩都跟着走。一路上不断看到有炸弹坑和丢弃的尸体，晚饭有时也有困难。这时方感到了灾难。
到了武汉，天天躲空袭，钻防空洞。丢炸弹的是日本飞机，都看不见中国飞机迎击。我的父亲曾经罄其所有买了航空公债，钱都到哪里去了。听见大人们的议论，我心里也纳闷。天上迎击的是苏联飞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个仗义的国家。但是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日本是个小国，中国为什么就打不过呢?孩子的头脑里开始有了有关国家的大问题。在防空洞里，我捡到别人丢弃的半本《三国演义》。我如饥似渴、囫囵吞枣、连蒙带猜读下去。最佩服的就是诸葛亮。我想中国要是有几个诸葛亮就好了。诸葛亮会造木牛流马，要是活到现在一定会造飞机。但是光有飞机还不够，还要有枪有军舰，就要有很多诸葛亮。我想起来巢湖边山里的小伙伴，他们根本不读书，我希望自己很快长大，以后去山里教书，教出许多小诸葛亮来。
接着我们又逃到上海的租界。从武汉到广州，现在几个小时就到了。我们坐火车走了三天三夜，经过香港坐船到了上海。租界的四周都是日本兵站岗，中国人走过都要向日本兵敬礼，稍一疏忽就要挨打。我家对面是块空地，几乎每天都有一两具弃婴的尸体。饭当然是吃不饱的。我家兄弟姐妹多，人人都穿打补丁的衣服，最麻烦的是袜子。那时的线袜容易破。即使买来新袜子也要先打补丁再穿，破了又接着打补丁。我记忆中妈妈的形象就是老坐在那里打着打不完的补丁。电是经常没有的。油灯也点不起。用个小碟子装一点菜油，放一根灯芯草，点一个小火苗，就是我做作业的环境。我的表妹8岁时得了肺炎，现在是很普通的病。那时也已经发明了抗生素叫盘尼西林，可是打一针要一两黄金。我的姑父虽然是银行职员，也买不起，只好眼看着可爱的小生命夭折。
我小学有一位同学，门门功课永远得第一，我怎么努力也追不上他，为人又仗义，爱主持公道。可是因为父亲故世，母亲为人帮佣，他就不能上中学，只能去当学徒。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学得好有什么用?
一直到15岁，我就在迷茫中等天亮，盼着哪一天把日本兵打跑，国家富强起来。
70年过去。我的童年在抗战时期走过，虽然没有经历任何惊天动地的战争，没有见识任何英雄伟绩，但是仍然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这一代人深深地感觉到：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