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增城正果人，自小在广州市读书、工作。1938年4月间，中共广州党组织，以增城是保卫广州的外围，地理环境重要，派我返回增城活动，创造条件，建立增城党组织，为长期抗战作好准备。我遵照上级党委指示“依靠群众，利用封建势力战胜官僚势力”的斗争策略，回到正果担任东山学校校长，以该校作为开展活动的中心。
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其后一连几天，日机多架不断在增城、博罗、东莞一带地方频繁侦察，特别在增城镇和石滩墟两个点展开猛烈的轰炸。从表面上看，敌人伪装成从正面直扑广州，企图吸引我方兵力集中一地。10月16日晚大约10时左右，我在东山学校内听闻紧急的敲门声，开门后见一群军官，服装整齐，领章等级分明，这就是国民党独立二十旅司令部的高级人员。他们首先问明我是校长的身份后说：“你听到日寇在大亚湾登陆的消息没有?日寇即将进犯正果，我们是从远地赶来保卫你们家乡的。”紧跟着说：“你这间学校，四面有没有掩蔽?”我答：“这里一片空旷田野，没有树林掩蔽，日机连日在上空盘旋侦察，目标十分暴露，不宜驻军。但离这里约2000米远的猫头村，屋背树林繁密，靠近高山石牯崖，北面有捷径可通永汉，西面可通派潭、从化。最有利的就是在汀塘、马牌一段增江河道水浅，无需船艇，可以徒涉而过，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我说完后，他们打开地图来看，便离开我们的东山学校直到猫头村，经实地观察，便决定设旅司令部在猫头村。独二十旅司令部选定之后便彻夜架设电话线和各团营联络。至17日天亮，仍然紧张地布置工作。
10月17、18两日，日机整天加紧在正果和县城一带低空盘旋侦察。我向师生宣布停课后即带领3个党员教师和两个进步群众一共6人，背着3支长枪，我自己怀了一枝曲尺短枪，前往独立二十旅司令部，要求面见旅长陈勉吾，陈派政治部主任来见。我说：“日寇即将进犯我们的家乡，我们要求组织起来协助你们军队作战。”政治部主任不敢答复，转身向陈勉吾请示后说：“由你们自己决定。”
羊石凹在我军用地图中没有其名，但根据我们拾获的日军用地图来看，羊石凹则写作“荔枝凹”。事实上羊石凹地方，当时确种有酸荔枝树10多棵。从这一件小事来看，日本侵略我国蓄谋已久，并早已做好极其细致的准备工作。我们还拾获有日军的华南航空地图。1939年东江地委林耀祖同志到增城视察，把地图带走，转交上级。
险要的羊石凹，在独二十旅作战参谋部的忽视下，没有设防，日军兵不血刃，便顺利通过，随即分兵两路，一路向西北行，经过山寮田凹，再经南北凹到下龙门，直取永汉，永汉守军以为敌人从天而降，四散逃走。敌骑兵约3000人，即沿公路迅速南下，经铁扇关门，直逼增城县城，进攻广州。一路向西南行，企图经过黄沙凼坳，越过罗径凹直捣正果猫头村的独二十旅司令部。但在通过黄沙凼坳附近时，布防在老虎石山顶的黄植虞营官兵，即以猛烈的机枪扫射，同时布防在罗径凹的炮兵也猛烈发炮轰击，正果之战便正式展开。
当时战斗进行得非常剧烈。战后我曾询向过正果白面石村的开明老文人王雁门先生，他谈起当时亲眼目睹的作战情况：在黄沙凼坳发生战斗时，他在附近地方掩蔽，清楚地看到当时两军作战的剧烈情况。日军曾组织几次冲锋，企图冲上老虎石山顶我军阵地，几次都被我军击退。有一次冲锋，还发生肉搏战。从10月20日上午8时开始接触，战斗至下午1时左右。日军指挥官发出的指挥作战声，比普通人特别响亮，震动山谷。由于他长时间的呼喊，声音变成更加残暴、嘶哑。其后，日军再组织一次冲锋，经我军猛烈反击，残暴的声音突然停止，跟着发出一片慌乱声。其后传闻是击毙日军一个指挥官。跟着他又说：“日军调换过指挥官后又再组织冲锋。这时独二十旅布防在罗径凹的炮兵，继续发炮助战，但由于技术不精，有的炮弹竟误落在老虎石山自己守军的阵地上爆炸。我方守军苦战了一天一夜，留下来掩护撤退的战士，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拉手榴弹，最后和日军拼刺刀，结果，几乎全部壮烈牺牲。”王雁门先生说罢，无限感概!
王雁门先生目击了这次战斗后，对为国家、为民族而壮烈牺牲的英雄好汉无限崇敬!事隔二年，由他亲自发起，向人民群众劝捐，在老虎石顶附近，行人较多的鸡花径凹建立风雨亭，以纪念正果之战的阵亡将士。由王先生亲笔题了挽联：
华胄图存 群英抗日
沙场战死 烈士留芳
20日下午，日军攻打老虎石山顶得手后，企图按照原定计划，从黄沙凼坳起经过三松径，再越过罗径凹，直取在正果猫头村的独二十旅司令部，但由于遭到我军痛击，死伤惨重，同时对我军布防在罗径凹的炮兵实力不明，以为我军还有兵力布防在那个方向，敌人为了避免攻坚，急于攻取广州，便改变计划，从黄沙凼坳出筋竹坑、经汀溏渡过增江河到番风，攻打独二十旅司令部之背。那时陈勉吾还在正果，得知老虎石山顶告急，没有派兵增援，便慌忙撤退，丢失不少重武器和辎重，向派潭、从化方向退却。
当晚，另一路侵入永汉的敌人，沿公路南下直扑广州。在公路两旁发现很多包裹，打开来看原来是日军运来的喂马的干草，颜色和鲜草一样青绿，剪裁适度，又有食物罐头。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后，估计广州很可能已经失陷，因为日军急于猛追，过多的干马草和罐头食物影响其行军速度，有意把它丢掉，不是遗漏。我们临时组织带有自卫枪枝的群众10多人，在都田村、灯心山村一带搜捕汉奸敌探，捕捉了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黄种人。我们操简单的英语问他：你是日本人吗?答不是，你是朝鲜人吗?答是。我们又发现一个彪形大汉，形迹十分可疑，把他捕获后查问，证实是独二十旅的营长刘景武。在谈话间，他似乎看出我们是共产党人，由惊惶转为镇定，他把驳壳手枪和一个金表交给我们保管说：“我以不能和士卒固守阵地死在战场为憾。”我们婉言安慰他，鼓励他再上前线杀敌。日军过后第二天，刘景武索回手枪归队了。5个月后刘晋升为团长驻防在正果，对我们组织的“增城青年服务团”帮助很大。
21日我们随即返回正果圩，一面发动群众做清除汉奸敌探工作，一面收集独二十旅遗弃的东西。发现伤兵多人，痛苦呻吟于山野间无人料理，我们立即组织救护队和临时医院，利用战场拾获的药物、器材，由王新安担任医生，王玉珍等为护士，进行医治。先后收容28名伤兵。那时天气转寒，伤兵们的吃饭和衣着问题，在正果一带群众的支持下，都解决了。轻伤的一星期后离去，伤势较重的在两三个月后离去。去时我们给了一些路费，鼓励他们再上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