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在南京浦口区新华街的“抗日蒙难将士纪念碑”默默无语。纪念碑的附近，侵华日军曾建起了两个集中营，占地三千亩，关押抗日将士五千余人，这就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战俘营———南京浦口战俘营。两位老人来到纪念碑前献上花篮，望着纪念碑，老人的眼神流露出愁苦和悲愤，似乎又回到那段不堪忍受的岁月。浦口区政协副主席王惠平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调查战俘幸存者。她告诉记者，当年战俘营里关押着五千余名战俘，到抗战胜利时只剩下八百余人，如今只有郑贵秋和冯金秀两人健在了。
幸存者冯金秀：我是从电网下逃走的
85岁的冯金秀老人解开衣衫，右肩上有好几处伤疤，这是当年他在山西战场上和日本兵拼刺刀时留下的。
冯金秀是河南人，在胡宗南部队45师当兵。在太原战役中，冯金秀被俘，并被押往浦口战俘营。“战俘营三面环水，设有三道铁丝网，四周设有岗楼，很难逃脱。”对于当时的环境，老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那时候整个战俘营有五千多号人，被编成九个中队，冯金秀被编在四中队。每天他都要从火车道上将煤炭抬上船，这些船是开往日本的。
“每筐炭足足有200多斤，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一直干到天黑。如果动作稍慢一些就要被日本兵用棍子打，我就曾经被打过两次。”
从事如此繁重的劳动，战俘们每天的吃食却是麦麸或者冻坏了的山芋，还有整煮的麦子。由于战俘们不消化，又没有厕所，排泄时只好在煤堆上，导致煤堆上发芽长草到处都是。
除了抬煤，冯金秀也要干抬死人的活。“很多人都是被饿死的。有的饿晕，还剩一口气的也被抬了出去。”
地狱般的生活让冯金秀忍无可忍，他计划逃走。
一天夜里，冯金秀和另外两名伙伴估摸着站岗的睡着了，由于电网离地面有一个指头长的距离，冯决定从电网下面爬过去。他和伙伴用铲煤的铲子在电网下面挖地道，挖到一定深度之后，他们脱光了衣服，匍匐着爬了出去。
“那死里逃生的感觉好像又得到了一次新生命。”如今冯金秀回忆起来还是一脸劫后余生的欣喜。
幸存者郑贵秋：我一天抬了39个死人
郑贵秋已经85岁高龄了，1938年他参军加入国民党67师，在浙江与日军进行了顽强作战。在衢州守城战中，全团弹药消耗殆尽，破城突围。
出城后，为了躲避日本兵的追击，郑贵秋藏在水塘中。突然有个日本兵到水边洗饭盒，他以为自己被发现了，随即抠动扳机，谁料抠了三下也没打出子弹，只是响了三声，原来枪口被泥给堵住了。响声暴露了目标，危险随之降临。
躲避在水塘中的29名士兵全部被俘。日军将他们押到城中抬尸体。“中国军民的尸体被集中堆到游泳池，而日本兵的尸体每具都用白布包裹着。”
1942年下半年，郑贵秋被转押到浦口战俘营，在这里他主要从事烧窑、泥瓦活和抬死人。“我每天都要抬死人，有的战俘还有一口气，也要被埋掉，最多的一天要抬39个，最少一天也要抬五六个。”
见证人李成强：我挖地道帮战俘逃跑
李成强今年82岁了，当年父亲将一家带到浦口新炭场，李成强就在战俘营做工，和战俘们一起抬煤炭，他们家住的棚子和战俘住的棚子是用铁丝网隔开，但是战俘悲惨的遭遇在李成强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李大爷如今还清楚地记得1944年那个大雪天，第二天早上发现17个战俘被冻死。有两个战俘得罪了一个日本兵，日本兵竟然逼他们自己挖坑，用来放他们自己的尸体。
在与战俘一起劳动时，李成强认识了两个老乡。李成强十分同情老乡的悲惨境遇，一个帮他们逃跑的计划在他心里逐渐形成了。
李成强在自己家里挖了一个地道，洞口用奶奶的马桶做掩护。当一个老乡顺利逃脱后，日军就有了警觉，在救第二个老乡时，日本人牵着狼狗追到屋内。狼狗来到洞口时，李成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幸亏马桶的臭味，狗才没有闻得出来，日本兵只好悻悻地离开了。(解璐 )
■记者手记
半个世纪过去了，战俘营旧址附近的坝子窑河里的水依然清澈见底。就在几年前，村民们在里面游泳，还会碰到白骨。据说，是战俘营发生暴乱时牺牲的战俘。
附近的大新村正是当年的乱葬岗，即使在解放后村民们也不敢在那里走夜路，因为走着走着就有可能踩到一块白骨。
如今大新村村民们心里的恐惧已经逐渐被时间消磨了，平静祥和重新回到了那里。而那些曾经的战俘，谁来展示他们曾经的英勇，展露过去的创伤，讲述曾经的痛苦往事呢?
所幸的是，纪录片《浦口1945》的播出，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幸存者的回忆，反映了浦口战俘营的悲惨历史和战俘们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历史由此定格。正如纪念碑上刻字“为纪念抗日蒙难将士，为了牢记过去”，战俘们反抗奴役和压迫的勇气和行动将深深铭刻在人们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