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皮足村是山西省太谷县原窑子头乡（现为阳邑乡）的一个偏僻小山村，距离南庄村五里路。这个村曾经住着“杨家三兄弟”，总共十几口人。全国解放初期，三家人先后都迁到平川。现在，这个村已从地图上消失了，无人居住已有60年。
然而，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个村是赫赫有名的抗日模范村。太谷县抗日民主政府司法科、八路军的武器军粮运转站、专门为八路军生产袜子毛巾的利民工厂，都在这里驻扎过。太谷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吴德凯当时经常来这个村居住，他的爱人、两个孩子和妹妹也在这个村居住了好几年。日军侵占晋中期间，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不断对我抗日根椐地进行“扫荡”、“清乡”，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上百个骇人听闻的惨案。本文所讲述的饭皮足惨案，已尘封70年，知情人极少。
见证人知情人的证言证词
离休老干部杨常林，现年81岁，是“杨家三兄弟”的老大杨珍的三女儿，当年她11岁。她的证言证词是：
我出生在山西省太谷县窑子头乡饭皮足村。
民国31年（1942年）1月26日（阴历腊月初十），村里接到送来的二指宽的一张条子，说日本鬼子要扫荡饭皮足村。我们全村十多口人带上棉被和干粮跑到深山沟躲了起来。躲了六七天也没见鬼子来，加上下了大雪，又冷又饿，就回村住了一夜。第二天（阴历腊月十七）上午八九点钟，我三哥正在村外放哨，突然发现来了一群鬼子，赶紧呼叫大家快跑。正当我们撤离村子时被包围了。我的母亲（胡二玛，属兔，1879年出生，时年63岁）和我的姐姐（杨维华，属羊，1919年出生，时年23岁）抱上棉被就跑，刚跑到村外的山沟里，几个鬼子追上去，一枪打在我大姐的腿上，她拖着受伤的腿继续跑。鬼子追上开枪打死了她，又开枪打死了我的母亲。鬼子还不罢休，用棉被把我母亲和大姐包住，放火点着了棉被和她俩身上的棉衣。
我当时11岁，躲在山沟里的大石头缝里，亲眼看到了日军的残酷暴行。鬼子走后，我跑过去一看两个人都被烧焦了。
日军还打死了村里的70多只羊，抢走了2头毛驴和几只羊，抢光了所有的粮食、衣服、被褥和值钱的东西，临走时又放火烧了6间房屋。
我父亲杨珍，属蛇，1881年出生。他当时是村里的基干民兵，负责保管军粮、手榴弹和地雷。1943年冬季的一天，我正在和父亲一起干活，突然武委会的干部刘大奎（音）来对我父亲说：“派你进山上去放哨，不要怕，山上有咱们的三十团。”
父亲去执行任务三天也没回来，我和两个哥哥上山顶去找，在半山腰上找见我父亲的一件棉衣，棉衣上沾满血迹，又到一条深山沟才发现了我父亲的尸体，还被割掉了一只耳朵，肚子被刺刀捅了几个窟窿。
县抗日民主政府得知了我父亲被杀害的情况，立即抓捕了刘大奎，查出他是日军安插在我抗日民主政府的特务。刘大奎交待是他向日军告的密，设计把我父亲骗进山。当天日军去扫荡南庄，把正在站岗的父亲杀害了。县抗日民主政府依法枪毙了刘大奎。
离休老干部杨万聚，曾任开国元勋滕代远的贴身警卫员，现年84岁。他是“杨家三兄弟”的老二杨珠的长子，当年14岁。他的证言证词是：
我的祖籍是山西省太谷县窑子头乡饭皮足村，父亲杨珠，属猪，1887年出生；母亲陈调梅，属羊，1895年出生。
1942年农历腊月十七，日军突然包围了我们村，我（当时14岁）和弟弟杨爱珍（属马，1930年腊月廿三出生，时年12岁）拉着两头毛驴就跑。日军进村后的第一枪，就打在我弟弟的腿上，当即鲜血直流，我立即背上弟弟就跑，两头毛驴被日军抢走了。
与此同时，我父亲也被日军抓住活活用枪托砸死了。我母亲跑出家找我们，被日军一枪打在她的大腿上，子弹穿过屁股，炸掉了半个屁股。
表哥高永旺听说我在收集日军侵华罪行，从太谷县小白乡上庄村打来电话，叮嘱我一定要把他父亲高巧玉被日军杀害的罪行写进材料里。他说：
我家祖籍是太谷县窑子头乡圪垛村。1942年，我当时才5岁，记得父亲被日军杀害了，但详情不清楚。我长大后，奶奶告诉我：“民国31年（1942年），你父亲高巧玉从圪垛到西庄，被进山扫荡的日军抓住了，当时你父亲趁日军不注意就逃跑，跑出西庄，在通往庄头村的半道上，被追上来的日军用刺刀活活捅死了，那年你父亲才30多岁。”
姥姥陈调梅的痛诉
我是1942年出生的，因为父亲参加革命不在家乡，姥姥（陈调梅）把母亲杨静林和我接到饭皮足村，在一起住了好几年。
我记得姥姥在炕上不是跪着就是趴着，很少坐着。我好奇地问：“婆婆，你咋地不坐，老跪着？”
姥姥的脸一下就沉下来，一边脱衣一边说：“狗生（乳名），上炕来，看看婆婆的屁股。”
我爬上炕一看，吓得尖叫了起来，只见姥姥的半个屁股是黑的，黑皮包着骨头，惨不忍睹。
姥姥沉痛地说：“民国31年（1942年），小鬼子来饭皮足扫荡，我跑不快（缠足小脚），眼睁睁地看着你外公（杨珠）被鬼子用枪托活活砸死，又眼睁睁看着你二舅叫鬼子开枪打倒了，你大舅背着他跑，我想追上去，不想鬼子一枪打到我的大腿根，子弹从屁股上穿过，炸掉了半个屁股……”“不能坐，一坐屁股磨得疼。”
二舅（杨爱珍）挽起裤腿让我看，他的小腿上的枪疤又黑又硬。
1963年2月，我应征入伍，临走去桃园堡（解放后，姥姥和二舅一家从饭皮足村搬迁到桃园堡）辞行，姥姥下炕拉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说：“你大舅参加八路军，是我送的。你去当解放军，婆婆也送。小鬼子敢再来中国欺负老百姓，你替婆婆把狗日的消灭了！”
1965年夏天，部队派我回太谷为几个战友外调。期间，我去看姥姥，我说：“婆婆，部队要开展忆苦思甜、阶级斗争教育，首长叫我了解日本鬼子在山西的罪行。”
姥姥说：“日本鬼子的万恶不能忘！民国31年（1942年）鬼子‘扫荡’饭皮足，你的大外婆（胡二玛）、你的外公（杨珠）和大姨（杨维华）都是那一天叫鬼子打死的。你的大外公（杨珍）是民国32年（1943年）被小鬼子枪杀的。我们杨家被小日本杀死了四人，打伤了两人。四条人命啊！你也有了后人（指我已有了女儿），叫你的子子孙孙都不能忘啊！”
不能让遗漏的惨案永远尘封
最近，我看到由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成果（晋中卷）》。这本鸿篇巨著，16K本，696页，1100多万字。这个课题的调研活动是在晋中市委直接领导下于2008年启动的。全市11个县（区市）组织了抗战调研人员5000多名，走访了幸存者、知情者、受害者亲属10万余人，查阅了包括台湾“国史馆”的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历时三年，编辑出版了这部著作。这项调研成果，对于牢记历史，勿忘国耻，进一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罪行的种种言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正如书中所述，“由于年代久远，多数战争亲历者、受害者或不在人世，或外迁，史料收集不全，伤亡名录难以收集齐全。”
事实正是如此，饭皮足惨案被遗漏了。本文所列举的饭皮足惨案和直接伤亡的7人，在这本书中都没有收录。我认为遗漏的应该补充。因此，作为间接知情人，有责任把这桩惨案调查清楚。于是，我以志愿者的身份，立即对这桩惨案中还健在的两位直接见证人进行了采访，对事实进行了反复核查，并请见证人审核了材料，填写了他们的身份证号码，请他们签了字，按了手印，盖了私章，为他们拍摄了相片。最后，把整理好的材料交给了晋中市史志院和太谷县党史办公室，了却了我们受害者家属的心愿。
打开尘封的历史，牢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是受害者的后代，我要对当年受日本侵略者残害的牺牲殉难者负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