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圣士提反学院，高一学生梁君鸿站在两栋欧式白色大楼前，讲述一段血色校史：“这个是我们的书院大楼，一楼有些课室，二楼是学生宿舍。1941年12月25日，约200名日军士兵闯进已被临时改成军事医院的书院大楼，他们用刺刀杀死了当时负伤卧床的英军及加拿大军人，也杀死了医护人员和我们学校的一些教职员。这次杀戮被香港人称为‘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
《战时日军在香港暴行》一书记录了全程目击惨案的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战后在东京战犯法庭上做的证词：在日寇铁蹄踏上香港岛的那个黑色圣诞节，闯进伤病医院的日本军人，无视国际战时法和《日内瓦公约》，用灭绝人性的手段开肠、破肚、肢解、挖眼、割鼻耳舌，把170名手无寸铁的伤员和医生、护士活活杀死，7名女护士无一幸免被奸淫，有的还被压在尸堆上轮奸，奸后再处死……
3年零8个月的日本占领时期，圣士提反书院成为拘留营，近千战俘囚居校园。在此期间，日军还在香港犯下“港岛南区杀人事件”、“难民船沉没事件”、“梅窝血案”等罪行。
70多年后，这座位于香港岛海滨的百年老校书声朗朗，师生们在被评定为历史建筑的校舍中穿梭往来。学校后山的赤柱军人坟场安葬着包括学院教师在内的598名二次大战中的死者。南山径上的小屋——文物馆里，陈列着当时的报纸、拘留者的日记、地图、手绘生日卡等文物。
2008年，圣士提反书院开始推行文物径导赏服务计划，把书院大楼、马田宿舍、小教堂、坟场及文物馆等串连起来，由学生为市民做义务导赏员，从校园史讲解到香港的抗战历史。梁君鸿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在中一（初一）的时候就会学习学校的历史。报名成为导赏员之后，老师做的系统资料，会通过上一届的学长学姐教给我们。我们再教给学弟学妹。”
在这所有900余学生的中学里，除了必修校史，有超过100名学生报名参加导赏计划，这在圣士提反文物展览馆统筹老师陈国培看来是“一种传承历史的办法”。
“日军在香港的暴行证据确凿，如果日本人想说自己在战争中没有做什么坏事，那简直是天方夜谭。”陈国培以圣士提反拘留营的管理方式为例，“日军在香港残杀、强暴，把人民的财产掏光，把人力掏光，把所有能用的资源掏光。日军在香港所谓管制，只不过是把香港的资源用尽而已。所以日本人在整个战争时期对香港没有管治，只有负面的破坏。”
为了记录这段历史，圣士提反书院每年都会接待前来悼念战友或亲人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访客，并接受他们捐献的相关文物。学校也带学生赴东南亚寻访战乱时期的校友了解历史。书院期望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配合资料、文物的整理展出，还原记录日本占领时期的香港社会。
近年来，圣士提反文物径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甚至有日本的中学也每年安排学生来参观，与香港的学生一同了解当年日军在香港的所作所为。
“还有很多资料和访问录音，限于人力物力，我们都还没有时间去整理。”陈国培说，历史无声，却应该代代相传。如今说起香港的抗战史，提到圣士提反屠杀事件，多会用上“鲜为人知”一词。而这段历史不被提及的原因之一，陈国培坦言：“因为我们没有足够时间好好地讲。”他说：“1997年以前念中国历史的人数比1997年以后还要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课程改革之后，中国历史科目慢慢不受重视了。”他在圣士提反书院教了20余年历史，他认为香港年轻人、特别是吸收能力最强的中学生，对于历史的认知都不够。
“学生的价值判断，必须要从历史中来，然后才会有对国家正确的认识。”陈国培说，“如果学生对历史不了解，没有承前启后，如何感受与国家血脉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