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在英国爆发的，因为这一次的改革英国率先进入到科技时期，而且国力以及生产力等各个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在欧洲国家中英国因为地位领先所以国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端。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在欧洲世界共同进行的，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为什么落后呢？
一、领先市场的丢失
熊彼特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真正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种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的竞争……这种竞争冲击的不只是现存的企业的盈利空间和产出能力，而是它们的基础和生命。因此，当我们讨论生产率时，必须区分开工业革命的旧工业与新工业。
旧工业包括煤炭、生铁、纺织品和蒸汽动力，而在1880年之后成长起来的新工业则主要是电力、钢、有机化学和内燃机。因此，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世界正处于新旧主导产业交替时期，这段时期的竞争不是市场规模、生产效率和原有产品质量的竞争，而是新旧产业之间的竞争。
在1880年前后，英国旧工业的生产率远高于德国，英国的旧技术已经扩散到它所适用的每个地方。19世纪80年代，英国当时的棉纺织工业和利用焦炭制造生铁的生产率已经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运行。但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第二次技术革命初露端倪。钢铁、电力、有机化学工业等等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尤其是钢材在19世纪80-90年代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充足，满足了佩蕾丝“核心投入”的标准。
19世纪80年代，吉芬就认为衰退是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并呼吁英国集中精力增加生产力，并将生产转移到那些拥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中。但英国却选择了最为省事的措施——贸易，并提出要么死亡，要么贸易的口号。英国长期专注于推销纺织品的自由贸易，对外依赖度增强，似乎对国家竞争力问题考虑不多，重视不够，考虑更多的则是静态的利润计算。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凭借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在主导产业——纺织业上所取得的优势，长期居于世界工业垄断地位并占有广大的殖民地市场，据此可以获得规模报酬的利润，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总是抵制创新。英国在资源配置上任由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完全信赖资本的逐利性，而资本家由于丰厚的利润，不愿意另行耗资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追逐先进技术，从而造成了各重要工业部门技术和设备的陈旧和落后。
这种路径依赖事实上阻碍了英国企业家对新生主导产业的追求，而自由放任政策则使英国在国家战略上放弃了对钢铁、有机化学、电力等新的主导产业领先市场的角逐，在这些新的行业，英国发展迟缓非常明显就是明证。当然，当时的英国经济也不乏“亮点”，但却集中在零售业、食品加工、家用产品、服装业等传统工业。
19世纪中后期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资本输出。英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家们此时正在不断努力向海外拓展，进行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投资——为世界提供信贷，以赚取更高的短期收益率。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FDI)与货币资本输出的致命区别，在引进德国和美国的FDI的同时，大量对外借出资本。英国给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信贷，“英国信贷供应了差不多全世界的资本”。对外投资总是至少有一半投放在公债方面。货币资本输出导致国内投资不足以及引进FDI是对英国在新产业上获取竞争优势的双重打击。
与此同时，19世纪美国与英国进行了互逆操作：英国大量货币资本流向美国，而美国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了英国。这是导致英国衰落、美国兴起的重要原因。英国金融机构片面地攫取利润和剪息票，忽视新技术对大规模融资的需求。接下来的境况就是英国国内投资不足，导致新技术难以扩散，生产规模无法扩大，而电力、钢铁和其他许多新兴工业如化工工业都存在巨大的规模经济。
在基于世界性网络的产业，如煤矿的开采、种植业、炼油业(壳牌)、烟草业和保险业中，英国的大公司表现不错并在世界最大公司中保有了一席之地，但英国缺少新的工业制造部门，没有新技术和新的投资机遇，因而英国资本是贫瘠的。
由此可见，英国可谓“成也纺织业，败也纺织业”，可见并非所有的贸易都对一国有利。此时英国的主要症结已经不是市场效率问题而是产业发展方向问题了，即产业选择问题，也即应该重视重大产品创新而非工序创新。
英国商品蜷缩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庞大的殖民地市场，虽然使英国在原有产业上稳稳当当地攫取最后的产业利润，但这种保守的经济不能很快适应新科技带来的技术革命和经济转变，国内资本却一直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力发展新兴工业。可见，在成熟的产业上，不但不能使后发国家获得赶超的机会，也不能使产业领先国家维持竞争优势的可能。
二、美国和德国在新兴工业上的赶超与侵蚀
国家之间的竞争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德国与美国利用英国的自由贸易而大举进入英国市场并出售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产品，在英国市场上与英国制成品展开激烈竞争。他们赶超的共同主线就是对自由贸易的集体不信任，特点是不在原有主导产业上与老牌帝国一决高下，而是另辟蹊径寻求和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寻求和发展动态的竞争力。
独立自主的工业化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前提。先是独立战争使美国政治独立;然后是1807年杰弗逊禁运和1812-1815年英美战争使北方经济得以独立，再就是南北战争事实上使美国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英国。军事上咄咄逼人是基于国家根本利益的考量，美国在拉丁美洲推行的门罗主义与汉密尔顿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做英国人所做，不做英国人所说，一步步将英国人洪水猛兽般的廉价制成品挡在国门之外，通过“美国制造体系”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和英国单方面开放的市场发展新兴工业。
一方面，美国加大创新力度，19世纪末，美国工程师和科学家都开发出了生产率高于英国的新工艺和新产品。一系列基本的工艺创新，如贝西膜工艺、西门子工艺和吉克利斯-托马斯工艺，为美国钢铁业带来了高速发展。在十九世纪后期，以电灯、打字机、电话以及三种技术革命——电、汽车和飞机——改变了世界。
另一方面，利用英国单方面的开放，到英国设厂，如福特公司、通用电气、奥的斯电梯、杜邦公司、辛格公司等等纷纷在英国设厂生产。结果是：美国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与农业的位置彻底颠倒了过来。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进出口结构大大改善，反映出美国工业对英国的赶超态势。
纵观德国，一方面如李斯特所见，发达的英国工业对德国构成威胁，因而力加防范，使国内市场为本国企业家所保留;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注意到德国可以利用外部广泛而开放的市场，因为较早工业化国家所能享有的国际市场空间是非常广阔的，因此，德国利用英国敞开的自由贸易大门，凭借化工等新技术的突破而形成强劲的工业竞争力，反过来大举占领英国市场。
尤其是可以利用英国廉价的铁、纱线、机器等生产资料，服务于自己开拓市场的目的，可以说，德国有机化学工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英国自由贸易为其提供的市场而获得的(英国是当时有机化学工业的最大的需求国)。
不仅如此，从事化学制药业的赫斯特和西门子这样的德国公司也在英国进行直接投资。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虽然这些投资规模较小，但是这些小投资既预示了后续的大规模投资，也标志着英国的衰落难以逆转。
美、德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崛起，加强了同英国商品的竞争能力。美国和德国公司对英国国内市场的入侵给英国带来了新难题。在新的技术革命面前，由于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英国在过去所获得的工业成功和巨大市场并未确保今后持久的竞争优势。
恰恰相反，这事实上造成了英国“去工业化”的状况。英国本土企业家的行为显著落后于德国和美国同行，“在许多情况下，新兴产业在英国的投资都是外国人进行的”。英国人自然地就干起了担水劈柴的活，所以英国宣扬的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被德美“自由”地利用了。
三、社会体系的惰性和僵化：源于自由放任
18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形成了非常有利于工业增长的制度和社会框架，英国在19世纪中期，完全可以像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技术引发新浪潮中那样处于领先地位，但英国却未能有效行动，其主要原因在于自由贸易使社会体系走向了惰性和僵化。霍布森·霍布斯鲍姆也提及，英国可以带来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变迁、有助于英国工业和技术革新的推动力，但这种力量在英国却被大大削弱了。
首先，正如熊彼特指出的，与德国和美国相比，英国的企业家精神发育滞后，其原因就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自由贸易导致了他们对海外传统产品市场的依赖。其次，管理的职业化在美国和德国迅速发展，而英国企业的小型化延缓了这种发展步伐。管理和组织创新及扩散的落后是19世纪最后三、四十年英国技术经济落后而美国与德国后来居上的一个主要原因。拉佐尼克指出了英国车间作业管理系统的衰退，以及美国职业管理机构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兴起。
最后，英国19世纪教育改革的失败。英国教育体制最突出的特点有两点，一是教育绅士化，二是英国的非全日制培训和在职教育传统越来越不适应于新技术革命的要求。虽然不断有教育家、工业家和官方调查机构与委员会倡导改革的呼声，但对自由放任信条的迷信使英国政府举棋不定，改革最终归于流产。
总而言之，英国因保护主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技术领先进而致使国家强大，因为自恃技术领先和国家强大选择了自由贸易。在当时，英国出于其国家利益，选择自由贸易无可厚非，但英国国家精英们对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迷信，却使得英国在第二次技术革命新的主导产业上被后进国家所超越，进而导致英国的衰落。
自由贸易理论本来是英国用于出口的，但英国人谎言重复多了，自己相信了，也中了自由贸易的流毒，以至于无法自拔，任凭竞争力日强的对手(如美国、德国)占据本国新兴工业的市场。正如李斯特认为的，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本意是踢掉梯子，阻止后进国家的工业发展，最终把自己继续往上爬的梯子踢给了德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