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訢 考诸史实，慈禧与恭亲王奕之间纯粹是一种政治关系，一种利害关系。回顾他们之间的关系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在辛酉政变之时，是重用恭王奕訢。恭王奕訢在辛酉政变中的作用
两宫太后在奕集团的紧密配合下，一举击败了肃顺集团，取得了政变的决定性胜利，掌握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此后，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控制大局。
控制大局的关键是尽快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以免造成权力真空。新的领导班子的组成，首先表现在对恭亲王奕的重用上。
恭亲王奕，配合之默契，堪称珠联璧合。
因之，对奕，在政变发作的第二天，即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一日，两宫皇太后以同治帝的名义连发两道谕旨，一是授予恭王议政王兼军机大臣，一是补授其宗人府宗令。十月初二日又连发两道谕旨，一是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一是著管理宗人府银库。
两天之内，连发四谕。奕明正言顺地处分载垣、端华和肃顺的特权。总管内务府大臣是管理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因接近皇帝，掌握实权。
插叙一下。清朝宗室的爵位，据《清史稿》载，分为十二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第一等爵位是亲王，第二等爵位是郡王，第三等爵位是贝勒，第四等爵位是贝子。吴振域《养吉斋丛录》说，清朝宗室爵位划分为十四等。应以十二等为是。
不仅如此，两宫太后秉政之初，对恭亲王奕也是非常倚重的。《慈禧外纪》说：
慈禧秉政之初，一切政事尚未熟习。且京中党派分歧，尤难操纵，外交之事，又不易办。恐己不易压伏，遂引恭王以为己助。恭王当国久，经历多，故倚之如左右手。
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除授予上述的要职外，两宫皇太后又加给了奕许多恩典。
十月初八日，赏赐奕坚辞，改赐亲王双俸，为此特颁上谕，加以表彰：
我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再三申明，此系先帝恩旨，而该王辞谢倍力，声泪俱下。两宫皇太后未忍重拂其意，不得已姑从所请，将世袭亲王罔替之旨暂从缓议，俟朕亲政之年，再行办理。恭亲王奕著先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礼。
严肃的恭亲王奕。这里的“此系先帝恩旨”，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咸丰帝临死前对其弟奕是有猜忌心理的，不然不会将他排斥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但是现在这样说，就使政变显得更加合法化，不仅是两宫太后的意思，也是咸丰帝的本意了。
十月初十日，两宫太后懿旨，命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详议具奏奕的一个心病。
十月二十一日，大学士九卿会议，同上奕的尊重。
十二月初九日，两宫懿旨“恭亲王长女聪慧轶群”，晋封为固伦公主。“所有服色体制，均著照固伦公主之例”办理。清制中宫嫡女曰固伦公主，妃嫔所出称和硕公主。若中宫抚养宗室女遣嫁时，礼遇可比之和硕公主。因此，对非皇后的奕的信任。
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1862年1月30日)，两宫懿旨赏恭亲王奕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又恭亲王之子载澂赏戴三眼花翎。
这一切都说明了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对奕是十分重用的。《慈禧外纪》说：“以事实观之，既有两宫持政，可无须辅佐之人。慈禧深感恭王在热河助己，以其女为大公主，准用黄轿，故恭王颇有大权。”这话是不差的。
新的领导班子的组成，还表现在军机处的重组上。
军机处是清代的特殊政治机构，是直接禀承皇帝意旨承办一切重大政务的中枢。军机处实际上是皇帝内廷的办公厅或机要室，地位极其重要。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分设满、汉员。由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奉旨应召入值，为兼差，其数无定额。由亲王或大学士为首领，称“揆首”、“领袖”。军机大臣称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初入军机处者，有的因资历较浅，加“学习”二字，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过一二年，再相机去掉“学习”二字。
政变成功，必然要组成为两宫太后服务的新的军机处。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861年11月3日)，两宫太后连发两道上谕。任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而在这次政变中功劳卓著的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原为军机大臣的户部左侍郎文祥，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恭亲王奕为首席军机大臣。
这样，以恭亲王奕为首组成了新的六人军机处。
这一切，都反映了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对恭亲王奕没有料到，时间一久，慈禧对他渐生疑忌。
辛酉政变的结果
1861年10月，奕訢经多次申请，才得以以“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在大行皇帝的灵前一番哭祭之后，他谒见了两宫太后，和两宫太后密谋了许久，最后决议在北京发动政变。奕訢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 。
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随灵柩走了一天，就决定和载垣、端华等7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叶赫那拉氏于1861年10月7日供“以减其劳”为名，解除了载垣领禁卫军兵权;奕訢再拉拢争取了掌握京畿与直鲁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和僧格林沁的支持。10月26日，叶赫那拉氏由热河起行，携幼帝载淳由载垣、端华跟随从间道回銮北京。咸丰帝灵柩则由肃顺走大路护送 。
1861年11月1日刚到北京，慈禧就迫不及待的接见了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等。第二天一早，奕訢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撤职查办，严加看管。并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了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不久(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罪状，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
接着(11日)载淳正式登基，太后听政，时年26岁的叶赫那拉氏篡夺了清朝大权，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1862年改为同治元年，东、西二太后垂帘听政。加封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奕譞、文祥、胜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晋爵。
所谓“同治”是指由两宫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