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臣，是皇权时代的特有品种。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几乎不可能出现权臣这种人物，因为个人的政治权力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有限的，随时可以被收回，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持续膨胀地长期掌握政治权力。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常常是多面的，充满张力，二者既有对立，又有合作，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转换。
权臣之兴起，必须得依托皇权的支持，权臣本人往往也一度对皇权的巩固和发展贡献不菲。但随着权臣势力的壮大，他会部分攫取、侵夺皇权，对皇权形成威胁，最终又被皇权所清算。有清一代，中央集权程度达到中国皇权时期的顶峰，故而并未出现太多权臣。
史学家杨珍曾做了个统计，认为清代真正能达到权臣地位的人只有7个(康熙初年的鳌拜、康熙前期的索额图与明珠、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与隆科多、乾隆后期的和珅以及咸丰中后期的肃顺)，其中鳌拜是排名第一的强势人物。
鳌拜是满清镶黄旗贵族，三朝元勋。他以军功起家，在清军入关前的关键战役“松锦会战”中，他大败明军步军营，功劳卓越。明朝总督洪承畴率13万大军来援，他随皇太极应战，“辄先陷阵，五战皆捷”。明军败遁，他率军追杀，大获全胜，“擒斩过半”。其后，他又随阿巴泰入长城，围攻北京，掠至山东、兖州、临清而返。
1644年，清兵攻陷北京，多尔衮考核群臣功绩，鳌拜以“忠勤戮力，晋一等子”。稍后，鳌拜随阿济格征湖北，破李自成军；随豪格入四川，与张献忠战于川北西充，斩献忠于阵。在明清鼎革之际，鳌拜可说是战功赫赫，为清王朝贡献卓著。1661年，顺治遗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四大臣。
鳌拜军功最高，但因资历、威望等缘故，名列第四。他不甘于此，遂倾力施展诸种扩权、夺权手段。夺权第一要义，是击倒政敌。先是，借圏地换地之争，鳌拜在索尼、遏必隆的附和之下，杀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鳌拜就此成为四辅臣中政治实力第一的权臣。
等到1667年，康熙满14岁亲政，四辅臣的政制安排理应退出历史舞台。此时，索尼已死，苏克萨哈要求辞职，还政康熙。鳌拜不甘心退出权力中心，遂裹挟遏必隆，对苏克萨哈发动致命攻击。他诬陷苏克萨哈请辞是“背负先帝”，“别怀异心”，更罗织二十四条罪状，要将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康熙以“核议未当，不许所请”。
鳌拜在殿前对康熙疾言厉色，恐吓要挟，刚亲政的康熙羽翼未丰，无法抗衡鳌拜，苏克萨哈遂被处绞刑。苏克萨哈死后，鳌拜的权力达到顶峰。学者杨珍小结了鳌拜在权力顶峰的四个特征：一是蔑视皇帝，飞扬跋扈。他常在康熙面前对部臣高声喝问，还拒绝执行康熙的旨令。二是将朝廷治权私人化。一切政事，鳌拜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
他常把各地奏折拿回家中与亲信议办，几视康熙为无物。三是部分掌握生杀大权。前面提到的诛杀尚书苏纳海等人，以及罗织辅臣元老苏克萨哈罪名致其死等，均是其擅权决杀的得意之作。四是部分掌握人事大权。“所喜者举荐，所恶者陷害”，大力培植私党，对不附己者严厉打击。
行政权、司法权与人事权本是皇权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却为鳌拜逐次侵占或部分侵占。鳌拜的骄横在清代权臣中也是罕见的，或许只有雍正初期的年羹尧勉强可以比拟。在朝贺新年时，鳌拜竟身着黄袍(黄色是帝王之色，着黄袍是相当跋扈的僭越之举)，仅帽结与康熙不同。不仅如此，他甚至可能暗藏谋杀康熙、发动政变的祸心。
昭梿《啸亭杂录》记，有次鳌拜称病在家，康熙去宅中探望。鳌拜卧于床上，席下悄置利刃一柄。康熙侍卫搜检出凶器，场面颇为紧张，康熙却于不动声色间消弭危机，他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你们不必大惊小怪。任何一个稍有抱负的帝王，都不可能容忍鳌拜这种权臣。
康熙开始谋划铲除鳌拜。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与近臣索额图密谋，支开京城中鳌拜的亲信(主要是军队将领与警备骨干)，随后又安排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卫戍部队的指挥权。在鳌拜入朝时，康熙密令庭前布库少年们(布库是满族的一种摔跤游戏)将之生擒下狱，并宣布鳌拜三十条罪状，本应处革职、斩立决，但康熙帝念其往日功勋，将其免死禁锢。
据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鳌拜被擒后，请求觐见康熙，露出其为救皇太极(康熙的祖父)而留下的累累伤疤，唤起康熙的悯恤之情，终于得保性命。不久，鳌拜在禁所死去，死因至今未有定论。值得注意的是，鳌拜的覆灭，不是他一个人的覆灭。
绝大多数权臣的周围，都会形成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利益集团。鳌拜的利益集团，势力盘根错节，深入政体骨髓，从军队到皇家侍卫，从中枢三院六部到地方督抚大员，均为其渗透乃至控制，所谓“文武各官，均出其门下”。
鳌拜被擒后，其党羽也或死或革。不过，鳌拜集团的覆灭，并没经过军事流血，也未引发社会重大骚动，故而有人评论康熙处置鳌拜案说：“声色不动而除巨恶，信难能也。”
康熙固然是一代政治强人，但灭鳌拜集团而不引发政体或社会巨变，也并非全因他的英明神武、雄才大略。当知，在皇权时代，不论某人如何位极人臣，他的权势都必须依靠皇权的庇护才能存在。权臣的合法权力来源，只能是经由皇权授予、确立和保障，即使权臣可以偶尔超出皇权的管辖和约束范围，但他终究还是不可能另立门户、改变江山的颜色。
如此看来，权臣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只是上层政治人物的角力游戏，它关涉到高层权力的再分配，是有中国特色的内阁重组，顺便也对民众进行公关教育，但对整个国家的走向、政体的变革、民众的福祉，并无太大影响。
那些被诛灭的权臣，本人既是皇权的支持者、既得利益者，又是皇权的偷窥者、僭越者，最终还成了皇权的专政对象。以此观之，当权臣在权力最炽热之时，其人生已带有某种不值得同情的悲剧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