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划发动“夺门之变”石亨、徐有贞这一文一武，都是于谦的政敌，对于谦的威望深深嫉恨。他们趁着明代宗重病不起，难以视事，朝中储君之位空悬，人心不稳的机会，通过太监曹吉祥一党，先暗中说动了孙太后同意，把太上皇朱祁镇从南宫迎出。（“石亨谋夺门，密白于太后，许之”），孙太后兄长孙继宗、弟弟孙显宗率子婿、家奴等四十三人，据说也直接参加夺门之变（一说是事后冒功）。
明代宗朱祁钰的皇位，当初是孙太后诏书所立，并非直接传自其父明宣宗，这就意味着孙太后同样也可以否定他的皇位合法性。换言之，这场得到孙太后背书的夺门之变，按封建君臣法统而论，是“合法”的。
于谦同样已发现夺门一党的串联端倪，他的儿子于冕听闻石亨南宫图谋，急告于谦处断。以于谦当时如日中天的威望、掌管军政的权柄，若想要登高一呼，扑灭石亨等人作乱本是轻而易举。
但在皇帝朱祁钰奄奄一息时，被隔绝在宫门之外的于谦，并不能真正师出有名，去制止皇太后和太上皇的行动。
皇权斗争从来落子无悔。孙太后不论从前如何支持于谦，政变后也并不想置于谦于死地，但她及其家族已经选边站了明英宗和石亨这一方，于谦若想要阻止夺门之变，就只有囚禁并罢黜皇太后，彻底否定其合法性这一条路。
然后在皇帝命在旦夕的情况下，迅速又面临一个直接问题，继位者当选谁？
如果于谦强行罢黜太后和上皇，并宣布他们是谋逆作乱，则朱祁镇这个谋逆罪人或应赐死，或废为庶人；包括后来的明宪宗朱见深在内的所有朱祁镇子孙，都同样将作为罪人之子。
而明宣宗朱瞻基只生了朱祁镇和朱祁钰这两个儿子。朱祁钰又已然不治垂死，因此也意味着明宣宗朱瞻基一脉将永远失去皇位继承权。所以新皇帝人选就只能迎立其他藩王。
而如此一来，必然导致国势动荡，甚至会有藩王效仿当年的明成祖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讨伐，从此各方军阀割据，天下由此大乱的危险。
即使于谦不公开宣布孙太后和朱祁镇母子是谋逆，只是将他们禁锢起来，剥夺一切权力，不论再选朱见深或是其他哪个皇侄（还都是朱祁镇生的）继位。那么从明代宗、孙太后、朱见深、甚至大明朱氏皇族任何人的立场角度去看，这样的于谦不是曹操也是曹操，不是董卓也是董卓了。君臣势难两安。
就算是明代宗朱祁钰，对于谦还不一样是既信之用之，也防之惧之，才会不顾于谦反对，一直重用与于谦势同水火的石亨等人，以牵制于谦的权势，终于酿成祸变。
病重的朱祁钰听闻变起，第一反应是“于谦耶”，生怕于谦要学王莽司马懿，夺大明江山；等听说是朱祁镇政变复位，方长舒一口气“哥哥做，好！好！”
宁可自己身死位废，也不愿从此成为大明王朝末代国君、朱氏皇族千古罪人。
为了给于谦治病，以帝皇之尊亲自伐木取药引的朱祁钰，尚且内心深处对于谦如此忌惮，何况是朱氏皇族任何其他人来做这个新皇帝？
各地藩王依照朱元璋的“皇明祖训”，也有绝对充足的理由来起兵讨伐于谦这个新出炉的大明朝版“董卓”。那位德高望重、数十年都是天下之望，两次（土木堡之变后、夺门之变前）被许多人当做皇位继承人选的皇叔襄王，只需他揭竿而起，便是四方响应之势。
于谦一向孤高崖岸，不是曹操，不是司马懿，在朝中从来没有自己的私党，或说只忠于他自己的政治实力，所以在师出无名时，他很难迅速击平四方，稳定这样的乱局。
然后呢，八王之乱，天下分崩离析，蒙古伺机入侵，百姓受苦，苍生涂炭，也不见得就是危言耸听。彼时天下人又将会怎么看这样的于谦？后世史学家又会如何评价这样的于谦？
于谦面临的难题就在这里，如此局面，已经不是明朝体制内合法的政治手段能解决的。只有下了改朝换代决心的枭雄，换句话说得是后周大将赵匡胤这样的人物，才能以天下苍生做棋局，以百官兵将为棋子，不顾皇室切齿、天下纷乱，定要死中求活，或许能从尸山血海中杀出一条活路来。
当此之境，若是枭雄人物必做是举。可于谦会是能是这样的人么？真这么做，他也就不是当年在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为后世永远留下“两袖清风”这个成语典故，大公无私，为国忘身的于谦了。
夺门当日，石亨等人发动太快，真正留给于谦决断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一晚。若想要让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选，前太子、后来的明宪宗朱见深登上皇位，就势必投鼠忌器，难以阻止他生父明英宗朱祁镇的政变之举。何况就最终就算能平息乱局，也未必就比明英宗数年执政后、宪宗即位再来平反昭雪、拨乱反正的真实史实结果更好。
所以于谦才会呵斥来报讯的儿子于冕，莫管此事，却绝不是因为他对任何人的“愚忠”。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记载：“景皇帝大渐石亨等谋拥南内，府尹公（于冕）知其谋奔扣告变少保公呵日：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
为了大明王朝，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天下太平，不起纷争动荡，于谦才在“夺门之变”当夜，听任明英宗复辟政变，按兵不动，宁可牺牲自己性命。所谓“顾一死保全社稷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