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继宋朝以来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一些明显的转变，而这些变化与早期的近代西方发生的变化存在一些现象上的相似性。目前国内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明朝中后期经济领域出现的某种转变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如果能顺其自身成长轨迹继续发展的话，中国也会像西方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他们的基本看法大致是认为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商品货币贸易活跃，手工工场规模扩大，一些大商人向手工业生产投资，江南纺织业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样类似于现代劳资雇佣关系的现象。农村则以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税，农产品趋于商品化等等。
此外，在文化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抬头，市民文化流行，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受到来自民间一定程度的置疑和冲击。这样的现象在相关资料中多有反映，如明朝小说《三言》《二拍》是描写当时市井生活与市民文化的杰出作品，其中就有很多内容涉及到当时经济的发展状况。《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有这样一段描写：
“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这段话反映了当时苏州地区，特别是盛泽镇丝织业发展的盛况和丝绸贸易的繁华景象。作品中的主人公施复开始只有一张织机，是“妻络夫织”的小生产者，后来生产不断扩大，不下十年，就积累财产“数千金”，“开起了三四十张绸机”，成了很大的工场主。学者们认为这样的描写正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代小生产者通过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上升为工场主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继续得到壮大呢？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明朝封建政府的压榨和摧残。比如说，丝绸、瓷器和茶叶是中国历史悠久、驰名世界的主要商品，很久以来，在国内外有着广阔的市场。这几项制造业应该是最有可能出现生产方式变革的领域，但正是这几种商品的生产遭到了封建宫廷和官府的严厉控制、垄断和掠夺。如苏州是明朝纺织业的中心，也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最为明显的地方。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织造太监孙隆来到苏州检查征税情况，以此为生财之道，设立了名目众多的税项，结果使得“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当地的丝织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再如万历二十四年，明朝政府允许各地开矿，可同时却又派出大批宦官去做“矿监”、“税使”，一时中官遍天下，他们到处横征暴敛，残害百姓，使全国许多重要的工商城市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明后期的横征暴敛只是个别行为。相反，与西方特别是西欧国家相比，明朝政府对工商业的征税事实上要少得多，近代西方的兴起正是建立在对工商业征收重税的基础上的，而我国明朝对工商业的“轻徭薄赋”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还有一部分学者则指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一些学者基于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简单中西对比之后，根据一些相似的经济现象进行判断而得出的，因此从逻辑上讲不够严谨。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当然是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如果可以仅仅以一种外在经济行为或生产方式来下断语的话，或者认为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经济方式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在春秋时期资本主义就已经萌芽了，汉朝则已形成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宋朝简直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资本主义社会了。
事实上，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由于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而是中国自身的传统经济模式在起作用。现代资本主义并非一个经济模式或商业行为，而是一种思想、一项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在君权至上，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社会等级森严，思想管制严密的中国皇权社会，根本不会有萌芽的土壤。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在一个历来重农轻商，重生产轻分配，重传统轻创造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即便曾经出现过大规模商业和贸易，经济也表现不俗，终究是孕育不出近代工业的。因此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性变化，远不是诸如“个别地区的个别行业发生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断语所能概括的，它是一个比这类推断要复杂、宏阔得多的过程。
从上个世纪以来，关于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但这样的争论无疑丰富了人们对明朝社会的认识，能够从不同的侧面了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