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女性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很少为女性写传记。以明朝为例，凡是能进入正史的女性，多为后妃或夫人等上层人物，除此几乎无人关注。但也有一类女性能有正史记载，那就是对典型守节或失节妇女的记载。无论《明实录》，还是《明史》，都有一定篇幅记载了她们的事情。
比如，翻开《明史》，仔细分析这类对女性记载的文字，一般都是使用了相当大篇幅写贞节烈女。这些女性唯一的共同点，不是丈夫死后永不再嫁就是被逼改嫁奋力抵抗玉石俱焚……。于是，列女这一出自刘向的《列女传》的专用词，到了明代，就全部变成烈女了。
何以会出现这般现象呢?原来，明朝在继承宋代理学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存天理、灭人欲”等观念的同时，还加以了“发扬光大”：婚前应需保持童贞，婚后应该坚持守贞，夫死应当誓死守节等，这种“从一而终”的观念在明代被发挥到了极致。故而，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明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节烈风气，上至后妃宗室之女，下至贩夫走卒之妇，无不以节烈为追求目标。作为官方正史的《明史》和《明实录》中记载的数量庞大的贞节烈妇事迹，正反映了这种社会现象。
当时，男孩子出生，叫做“弄璋之喜”;女孩子出生，叫做“弄瓦之喜”。“璋”是美玉，“瓦”却是原始的纺锤。这是很明显的性别歧视。就连《明史·列女传》也说：“妇人之行，不出于闺门。”证明妇女在明朝时期不仅没有独立的人格，也缺乏基本的尊重。
据统计，《明史》记载了243名节烈妇的事迹，而《明实录》记载的节烈妇竟多达4962名，大大超过了前廿二史的数量总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明朝烈女如此剧增呢?
通过分析，笔者以为，政府提倡和引导，社会趋从和赞赏，是两大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
洪武元年，明太祖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 武宗正德六年又下令:“近年山西等处不受贼污贞烈妇女已经抚案查奏者，不必再勘，仍行有司各先量支银三两，以为殡葬之资;仍於旌善亭旁，立贞烈碑，通将姓名年籍镌石,以垂久远。” 可见，明代统治者不仅从正面大力宣扬这些节烈妇女，还对不节不烈的“反面典型”进行打击。例如正统六年“山西按察司佥事刘翀下狱。有朱氏者，先为安陆侯吴杰妾，杰死，改嫁指挥张能，能死，又嫁指挥程鹏，皆为妾。鹏坐事洙，翀慕其赀貌取为妻，至是，巡按御史曹泰劾奏翀忘廉耻配失节妇为风宪玷，上命逮翀下狱鞫之。” 由此得知，虽然历代均有表彰节妇之例，但真正下诏并加以制度化的，还是明代。
像这种政府提倡并表彰的做法，对于寡妇而言，自身可以得到旌表光荣，本家差役亦可藉此免除, 家族也自然乐意培养、教导出这样的贞节烈妇。政府与民间在此问题上竟能达到高度“统一”，实现皆大欢喜的“双赢”，必然无形中助长了寡妇守节之风。
以今天的理解和判断来看，单纯地片面地强调“守节”，无疑是对妇女的一种摧残。我们只要看看这些烈女的情况就能一目了然。
据史料分析统计，这些烈女主要有以下几种：一、丈夫死，为夫守节。如“吴节妇，无为周凝真妻。凝真卒，妇年二十四，毁容誓死，不更适，佣女工以奉孀姑……年七十五终。” 二、夫死殉夫，如汪烈妇“年二十三，夫死，无子，欲自经。家人防之谨，不得间。氏闻茉莉有毒能杀人，多方求之，家人不知也，日供数百朵。逾月，家人为亡者斋祭，妇自撰祭文，辞甚悲。夜五鼓，防者稍懈，取所积花煎饮之，天明死。” 三、未嫁过门夫死守节或殉夫，如陈氏“字杨瑄，未嫁而瑄卒。女请死，父母不许，欲往哭，又不许。私剪发，属媒氏置瑄怀。……女遂素服以居。亡何，父母谋改聘，女缢死。” 四、为保名节而自尽，如唐方的妻子丁氏，“洪武中，方为山东佥事，坐法死，妻子当没为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监护者见丁色美，借梳掠发，丁以梳掷地，其人取掠之，持还丁。丁骂不受，谓家人曰：‘此辈无礼，必辱我，非死无以全节。'肩舆过阴泽，崖峭水深，跃出赴水，衣厚不能沈，从容以手敛裙，随流而没，年二十八，时称其处为夫人潭。”
很显然，明清官方正史对女性全贞节的种种匪夷所思的行为津津乐道，赞叹不已。《明史》不惜笔墨详细记载大量女性的节烈事迹，就是希望通过宣扬贞节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以此为女性树立节烈的楷模。
难道这表面看上去的理由就是统治者真实目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明朝统治者只不过是期望通过对礼法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宣传，给女性套上沉重的枷锁，使女性被困在封建家庭的牢笼之中，以便他们在管理国家、奴役百姓，甚至是玩弄女性方面提供便利而已。
就这样，明朝时期使得本属于表彰女性良好品德的《列女传》，摇身一变成为了妇女为保贞洁自残自尽的《烈女传》。殊不知，这种转变，是众多女性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光鲜“桂冠”，是对女性尊严的严重亵渎，对生命宝贵的无情践踏。
从这个角度讲，由“列女”变“烈女”的历史，不啻就是一部明朝妇女充满血泪的控诉史、悲剧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