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和周恩来对游击战理论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意义

　　搞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论持久战》，就可以十分明确地说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为什么不是“抄袭蒋百里的《国防论》和《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了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挖空心思抹杀毛泽东军事思想代表作——《论持久战》的创新性价值。他们以蒋百里的《国防论》和《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在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后为由，诬称后者是“抄袭”。但是，只要将这三本书从内容上加以比照，“抄袭说”就会不攻自破。

　　《国防论》问世于全面抗战前夕。书中认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陶菊隐：《蒋百里传》，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161、162 页。)蒋百里的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对指导抗战是有益的。毛泽东在写《论持久战》之前是否看过《国防论》?应该看过。因为1937 年12月28 日，毛泽东曾写信给郭化若，要他研究战略问题时看看蒋百里的《国防论》。(参见《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134 页。)同时，《论持久战》和《国防论》都引用了岳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话。所以即使毛泽东没有看过《国防论》，二人在重视岳飞这句话，重视动员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抗战方面，认识上也是相通的。然而《国防论》的主要内容是论国防而不是论持久战，虽谈到若干持久战的观点，但没有也不可能系统论述为什么要实行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更不可能论及持久战中的游击战问题。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出版于 1937年 11月。该书第 21页至 26页是郭沫若的文章，第27页至 31页是《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会工作纲要(草案)》，第 32页至 50页是张闻天的文章，第 51页至 56页是中共抗日十大纲领，第 57页至 64页是国外文章的翻译稿，第 65页至 68页是史良的文章。只有第 1页至 20页约6000字是陈诚的作品，都是选自发表在《救国时报》上的宣传文章。其中虽提到持久战与消耗战，但与毛泽东所深入论述的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完全无法相比。

　　搞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论持久战》，也就可以搞清楚《论持久战》能不能对蒋介石及国民党军将领产生影响和产生多大影响。

　　《论持久战》是以弱战强的理论，在以强对弱或以强对强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产生和运用这个理论。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领袖毛泽东能写出《论持久战》，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特别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直处于“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困境之中。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总结过去“山大王”朱聋子“会打圈儿”的经验，形成了不与敌人硬拼，在与敌人兜圈子中寻机消灭敌人的做法，并逐渐创造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法。这里已播下了持久战理论的种子。赣南闽西时期，毛泽东写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既强调了信心的重要，也强调了积累力量、持久奋斗的重要。在延安，毛泽东于1936年 12月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以弱战强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在写作《论持久战》之前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持久抗战中敌后抗战的作用和路

　　径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两本著作，为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奠定了重要基础。

　　反观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以强势力量“围剿”红军，总是希望以“围剿”式的战争和战役上的速战速决取胜，不可能也无必要产生持久战理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是一个强国，中国是一个弱国，形势发生了转变，在思考如何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将领想到持久战并以持久战作为抗战方针是很自然的。

　　至于蒋介石、白崇禧、陈诚、卫立煌等人是否受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影响?学术界有争论。程思远的回忆录肯定蒋介石等受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影响。( 参见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31页。)杨天石搜集资料写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认为程思远的回忆有误，蒋介石等人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方针时不可能受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影响。此后唐正芒等写出《质疑与释疑：关于〈论持久战〉影响力之辩论》，认为杨天石的结论不能自圆其说。(参见唐正芒、周玉文：《质疑与释疑：关于〈论持久战〉影响力之辩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 19卷第 5期。)

　　如何认识这场争论?还是应该循着毛泽东“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的思路去探讨。

　　中国作为弱国，抵抗强国日本的侵略时，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只要不是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持久战。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很多人都说持久战”。由此，蒋介石的持久战方针完全可以在没有看到毛泽东《论持久战》时产生。但是，由于历史基础和理论准备不同，蒋介石不可能形成毛泽东那样的持久战思想，也不可能写出毛泽东那样的《论持久战》。由于历史积怨，蒋介石看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可能会产生心理震憾，但决不会在语言和文字上表达出对《论持久战》的赞赏。原因之一是《论持久战》反复阐明，

　　中国之所以能坚持持久战是因为出现了进步的时代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449页。)。国民党的某些将领会公开赞赏《论持久战》，但他们既实行不了全民抗战的战法，也实行不了敌后游击战的战法。

　　二、系统总结以弱战强的经验教训

　　只有对以弱战强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之后，才能写出《论持久战》。这个任务是毛泽东在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完成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到陕北后写成的第一篇重要文章，也是自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内主要领导人后发表的第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阐明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抗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初步阐发了持久抗日的思想。他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53、152页。)这篇文章和瓦窑堡会议决议一起，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后，需要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服务。中国共产党经历的 15年革命战争，特别是 10年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而全面抗战面临的仍是敌强我弱的形势。总结在敌强我弱形势下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对指导全面抗战，无疑有重大意义。这就是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起因。

　　下面，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与毛泽东为什么能写出《论持久战》之间的联系。

　　第一章关于如何研究战争，主要论述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战争。毛泽东认为，研究战争要着眼其特点和发展。着眼其特点，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和特殊的革命战争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着眼其发展，要依照历史的发展、战争的发展，来研究战争的规律。这一章为《论持久战》全篇的哲学观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是使中国革命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这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论析的中国不会亡国的进步时代观的基础。

　　第三章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主要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毛泽东认为，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他指出，正是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而且还有失败的风险。他提出的要正确解决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中，包括了“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等。(《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191页。)这是毛泽东继《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持久战之后，进一步提出敌强我弱条件下中国革命战争需要的是“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这些认识为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根据的论析，即对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四个中日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的论析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关于“围剿”和反“围剿”，主要阐明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即“围剿”和反“围剿”战争与攻防这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反复。毛泽东指出，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和“1931年至 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由于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采取了攻打大城市和与强敌进行战略决战的错误做法，造成了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195页。) 这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506页。)，从认识上奠定了决战观的基础。

　　第五章关于战略防御，从九个方面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一章约占全文 2/3的篇幅。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战略防御是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这种战略防御是积极的攻势防御，而不是消极的专守防御。战略防御中的反“围剿”必须作好充分准备。战略退却，是先退一步，后发制人，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退却中要看一些条件，至少具备两种以上，才能转入反攻。当条件和形势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时，就要以战略决战解决胜败问题，这是战略反攻阶段的任务。反攻开始的第一仗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战役和战斗中集中优势兵力是关键一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打的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运动战;打的是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打的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歼灭战。这一章所论的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等，为毛泽东思考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奠定了基础。(《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225、227页。)

　　总之，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中以弱战强的经验教训，为写作《论持久战》，为筹谋抗日战争中怎样实现以弱战强，奠定了其他人难以具备的认识基础。据杨超回忆，毛泽东曾告诉他，《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是姐妹篇，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写不出《论持久战》。(参见杨超：《思想的精华理论的高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之比较研究》，《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62页。)

　　三、系统研究敌后抗战的游击战

　　抗日战场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正面战场以国民党军为主，主要采取的是正规战;敌后战场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主要采取的是游击战。敌后游击战，是持久抗战的一个关键支撑。系统研究敌后抗战的游击战，关系到怎样正确认识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解答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完成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的写作时间都是 1938年 5月。毛泽东究竟先写出哪一篇呢?回答是：毛泽东先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理由有三：其一，毛泽东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放在前面，把《论持久战》放在后面，而选集所选文章的顺序都是按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的先后编排的。其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 1938年 5月以前已经有了初稿，修改定稿是在 1938年 5月完成。据王震回忆，1938年 1月，八路军 120师在扩大部队问题上内部有争论。王震主张到阎锡山丢掉的地方发动群众，收编国民党军溃散的队伍。他找到的“理论根据”就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王震说：“我们就是要扩大部队，那时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个草稿，已有这个思想了。”(《王震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00页。)其三，从理论和实践的逻辑看，没有游击战就没有持久战。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党开始领导武装斗争时不知道打游击战，在强敌面前屡屡失败。从1928年 5月开始产生出游击战十六字诀，局面才有了改观。此后，“左”倾教条主义者放弃游击战、运动战，而采取正规战、阵地战，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的看家本领，在敌强我弱的抗日战争中，一定能在与日军的战略相持中发挥关键作用。

　　这篇文章深入分析了持久战中的游击战不只是战术问题，还“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

　　考察”(《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405、406页。)。文章指出，敌人占地广而兵力不足，使游击战争主要是在外线单独作战，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游击战将是大规模的;战争的长期性，使根据地、向运动战发展等与游击战相关的问题将不断发生。

　　毛泽东深入研究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407页。)。

　　毛泽东从中国广大人口在农村的特殊国情出发，认定只有把广大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游击战争的威力，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1936年 7月 16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就说：“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445页。)正因为中国革命是农民的革命，抗日战争是农民的战争，所以毛泽东总是将“农民”两个字牢记于心，并告诫全党不要把这两个字忘记了。农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游击战，所以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锦囊妙计，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一大法宝。他还指出，国内革命战争中积累的游击战争经验，为持久抗战中打好游击战提供了认识基础。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430页。)

　　这篇文章对纠正抗战初期党内外存在的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单纯寄希望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争的错误认识，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游击战争广泛而迅猛的发展。认清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才能认清为何在持久战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阶段中，游击战都必不可少，特别是战略相持阶段中，游击战是主要作战形式。由此可以说，只有洞察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高手，才能写出《论持久战》。

　　四、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汲取持久战智慧

　　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上以弱抗强、以弱战强、以弱胜强的理论和事件很多。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从这些理论和事件中汲取了智慧。这也是毛泽东能写出《论持久战》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酷爱读书。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重视向实践学习，重视向书本学习，重视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学习。

　　1960年 12月 25日，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13-114页。)

　　《孙子兵法》是对毛泽东写《论持久战》影响很大的一本书。1936年 9月 10日，毛泽东连续写了三封信，里面都提到《孙子兵法》。(参见《访袁德金——毛泽东和〈孙子兵法〉》，《话说毛泽东——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53页。)10月 22日，他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刘鼎，提出“买一部《孙子兵法》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68页。)。12月，他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三处引用《孙子兵法》。《论持久战》与《孙子兵法》更是有着深刻的思想联系。第一，《论持久战》是对《孙子兵法》“兵贵胜，不贵久”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孙子兵法》从强者进攻的角度强调兵贵神速。《论持久战》从以弱抗强的角度论析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战，在战役和战斗上则要实行速决战。第二，《论持久战》是对《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不要看轻孙子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182页。)在《论持久战》中，他指出，“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490页。)。第三，《论持久战》是对《孙子兵法》“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即是用计算的结果作比较，以索得实情。《论持久战》是对中日双方的力量进行详细地计算、比较后，才作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的预言。对战役和战斗而言，要求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给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以一定的影响。早在 1937年 12月 28日，毛泽东就让郭化若找《战争论》看看。《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的读书日记，记载了毛泽东 1938年 3月 18日至 4月 1日读这本书的若干情况。(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 282-283页。)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的目的、集中兵力等方面，毛泽东都从《战争论》中汲取了智慧。对克劳塞维茨战争盖然性的观点，毛泽东一方面承认战争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另一方面指出“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490页。)。

　　此外，毛泽东还看了日本人写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 参见夏征难：《毛泽东研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新诠》，《党的文献》2006年第 2期。)据萧劲光和莫文骅回忆，毛泽东也看了《战役问题》《论内外线作战》等。萧劲光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天，毛主席踱着方步来到了我的窑洞，对我说，听说你这儿藏了‘宝贝’，给我看看怎么样?我一时愕然，不知主席指的是什么?当他说出是我的《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军事书时，我当时还真有些舍不得给他”，“毛主席看着我那十分不情愿的样子，又说，他借去看看，看完后一定还给我。这两本书就这样‘借’给了毛主席”。(《萧劲光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43页。)《论内外线作战》这本书，毛泽东是在莫文骅那里得到的。莫文骅回忆：“那时，毛主席正继续研究战略问题。有一天，我到他那里汇报工作时，顺便说，我有一本日本人写的《论内外线作战》的小册子，看了，觉得还好。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即插话说：‘借我看看’。”(莫文骅：《缅怀老战友郭化若同志》， 郭化若纪念文集编委会编《一代儒将：郭化若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8页。)

　　毛泽东写《论持久战》不仅阅读和参考了一些书籍，还系统总结了中外战史上以弱抗强的经验。

　　在先秦的许多重大战役中，毛泽东重视从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齐国围魏救赵之战中汲取智慧。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结合齐鲁长勺之战指出，鲁国能够以弱胜强，就在于“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203页。)。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以弱战强时，不能搞拼命主义，要诱敌深入，在敌人疲劳和不意时打击敌人。他在《论持久战》中列举了晋楚城濮之战，证明主观指导正确，以退为进，是能以弱胜强。对公元前 353年孙膑任军师的围魏救赵之战，毛泽东一直重视将其原则运用到敌强我弱形势下的作战中。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结合抗日游击战争对这种战法作了介绍。他在《论持久战》中介绍的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法则是对围魏救赵法的活学活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还列举了楚汉成皋之战等两汉三国时期以弱胜强的战例，说明主观指导正确，弱军可以打败强军。

　　毛泽东眼中的拿破仑是军事史上有得也有失的军事家。他重视从拿破仑的成功处汲取智慧，也重视从拿破仑的失误中汲取教训。《论持久战》中两次写到拿破仑。第一次是把拿破仑和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内战一起作为以弱胜强的代表写的。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491页。)第二次是把拿破仑作为以强攻弱而遭到失败的代表写的。1812年，拿破仑以50万大军进攻俄国。俄军放弃并焚毁莫斯科，陷拿破仑军于冻饿困苦、后路被切断的绝境，

　　最后拿破仑军仅剩两万余人逃走。由此，毛泽东分析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时，认为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除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的决战外，“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他写道：“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507页。)

　　五、集中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集体智慧

　　毛泽东所以能写出《论持久战》，也与他集中了中国共产党集体中许多成员的持久战智慧密不可分。

　　朱德和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集体中，对毛泽东形成持久战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两位重要军事领导人。

　　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离不开游击战理论。朱德和周恩来对游击战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德和毛泽东是率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的默契搭档。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总结朱聋子“打圈儿”的经验，开始形成避实击虚、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的战法。朱毛井冈山会师后，朱德强调声东击西的打法，为游击战法增添了新内容。这之后，1928年 5月，毛泽东总结出“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法。他说：“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204页。)从时间节点看，朱德上井冈山后打破江西敌人三次“会剿”的军事指挥，应该对十六字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恩来是党的六大前后中共中央军事上的主要领导人。他在党的六大作军事报告研究布置武装斗争时，提出“农民武装应尽量达到和游击战争相配合”。他在中央主持军事工作时，指示“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

　　他和朱德领导第四次反“围剿”，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56、94、179页。)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朱德已经开始思考怎样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他认为游击战争将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起重要作用，号召红军学习游击战术对付敌人，要求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准备训练一些会打游击战的干部。(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第 641页。)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朱德明确将游击战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之一。在山西前线，他更是从战略高度认识和部署八路军对日游击战争，并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在此基础上，朱德完成了他的重要军事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他认为抗日游击战争能够部分地恢复国家领土和维系失地的人心;能够使日寇无法从占领区取得人力和资财的补充;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朱德依据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五个条件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还分析研究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术。(参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30-68页。)

　　周恩来和彭德怀在山西部署八路军作战时，提出“作战方针为游击运动战，避免固守，在有利条件下，应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1938年初，周恩来在武汉回答记者提问时，结合抗日战争的新特点专门阐述了什么是游击战。他说：游击战就是“在不固定的战线上，进行袭击、扰击、截击和破坏的战斗，以达到吸引、牵制、分散、迷惑、迟滞、扰乱、疲惫、削弱和打击敌人的目的”，“这种作用，在敌人占领或深入我国领土的时候，特别容易发挥功效”。他认为游击战术最妙的十六字诀，在对付日寇时，如袭击汽车、飞机场，破坏铁路，扰乱敌人驻地等等，有些新发展。(《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19-20、107页。)

　　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离不开人民战争理论。朱德和周恩来对人民战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朱德明确指出游击抗战就是依靠人民抗战，最要紧的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他对前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学者彼森说：“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全面抗战爆发后，朱德奔赴山西，提出华北敌后抗战，就是要争取群众工作，首先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参见《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401页。)他将抗日游击战争定义为“抗日的大众战、民兵战”，指出“抗日游击队有了群众依托才能生存和长大”。(《朱德选集》，第30、41页。)

　　周恩来主持中央军事工作时指示苏区，“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是要有组织性，要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1卷，第 76页。)。全面抗战开始后，周恩来反复强调民众支持抗战是持久抗战的基本条件。他指出：“日寇侵略中国，不论他怎样欺骗利诱，只能收买少数汉奸，大多数人民的财产是遭蹂躏的。故民众的反抗，是持久战的最主要的条件。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2卷，第 67页。)

　　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抗日战争是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的统一。朱德和周恩来也为这个核心观点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朱德就指出，抗日战争的时间必定会很长，战线必定会很宽。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他总结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时就指出：“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消耗敌人的战斗力量和补给。在战术上，我们打的是速决战。”(《朱德传》，第392、398、413-414页。)

　　周恩来自全面抗战开始后就不断指出“对日抗战是持久性的战争”，并阐述了为什么能进行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上海、太原失陷后，他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中特别强调华北持久战的中心地位。那么，华北抗战能不能持久呢?周恩来不仅从敌人兵力不足，从地形、气候、民众、统一战线等条件，论述了华北能持久抗战，而且强调八路军是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因为八路军“有着长期运动战及游击战的素养”。他还从军队的改造、开放政权等方面探讨了怎样实现华北持久战。1938年初，周恩来撰写了《怎样进行持久抗战?》，在总结抗战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发展敌人占领地区的广大游击战争等八个方面研究了持久抗战的办法。(《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2卷，第79、66、67页。)

　　除朱德和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内对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形成产生影响的还有许多将领和军事理论研究者。毛泽东在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前，曾与萧劲光、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一起讨论研究抗日游击战争问题。萧劲光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写了一个《游击战争指导要领》的提纲，其中有些观点“被毛主席部分地采用了”(《萧劲光回忆录》，第 144页。)。据郭化若回忆，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写信给他，其中写道：“请你对军事教育作我的顾问(先生)，因为你懂得这项，而我是不懂得的”。1938年 1月，郭化若写出《抗日游击战争战术的基本方针》，论述了游击战争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群众性。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特殊形式的战争，它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另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军事上的主动、灵活与积极。(《郭化若回忆录》，第125、135-136页。) 无疑，这本书对毛泽东写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也有一定的帮助。

　　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引，有对人民觉醒了的时代的信心，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作基础，有十多年以弱抗强的游击战争的历练，并善于总结经验和汲取古今中外以弱抗强的智慧，这就是毛泽东能写出《论持久战》的原因。《论持久战》不仅是一本非凡的政治和军事著作，而且还反映出毛泽东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奥秘所在。

　　（作者曹应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17 ）

　　原载：《党的文献》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