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军民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战斗形式
1945年8月15日，不可一世、罪行累累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战败投降。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既是正义对邪恶、光明对黑暗、文明对野蛮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浴火涅槃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积极进取、不断创新的战争实践中赢得的。
战略级别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积极适应全新战争环境，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大创举。毛泽东深刻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毛泽东还进一步明确了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6条基本方针。周恩来形象地阐释，“敌人企图速决，我们便应之以持久。敌人欲歼灭我主力，我们便分散而消耗它。敌人只能正规战，我们便发动游击战困它。敌人占领我点线，我们便以面来包围它”。在游击战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陕甘宁边区为战略总后方，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深入敌后，先后创建晋察冀、晋冀豫、山东、苏南、皖中等一大批抗日根据地，牵制、消耗大量日伪军。
灵活多样的战术战法。面对凶残的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怕险、不畏难、不蛮干，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等作战原则，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于战斗中创新战法，探索出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等因地制宜的灵活战法，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斗形式，极大地弥补了武器装备的劣势和物质条件的不足，掌握了以弱胜强的制胜密码。如麻雀战，最早起源于1937年11月太行山区八路军的游击实践。当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主力，八路军第129师第771团2营以4个班实施正面防御，其余大部分兵力化整为零，以班为单位分散部署，利用山区地形机动阻击，以极少伤亡大量杀伤敌人，迫使日军放弃进攻。刘伯承形象地称之为“麻雀战”，号召太行军民“来个麻雀满天飞”。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千万个游击小组如麻雀般无处不在，打击敌人，令日军疲于应付、吃尽苦头。人民军队的战术战法，正是在这种战争实践中丰富发展完善起来的。
兵民一体的作战机制。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思想的成熟期。毛泽东深刻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在人民战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动员、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发动全民族抗战，建立以人民军队为骨干的“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整体威力。八路军走到哪里，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被发动和组织起来。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用铁的事实从各方面说服了淳朴的农民，使得沉寂很久的苏北农村开始传遍了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呼声。广大的农民是组织起来了、武装起来了，一队一队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军国主义》一书中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
凝聚人心的政治工作。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动摇与退步，面对敌伪顽我犬牙交错的斗争格局，要想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就必须建设一支完全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我党自始至终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37年中央军委签发的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明确强调，“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宗旨的贯彻落实，党中央和毛泽东把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到新的高度，提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的思想，这正是今天解放军政治工作生命线的历史由来。毛泽东还概括提出我军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三大基本原则，开展延安整风和整军运动，指导形成著名的政治工作文献《谭政报告》，丰富和完善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理论，推动我军政治工作从经验型向体系型升级完善，为党打造一支打不垮、压不倒、拖不散的新型人民军队提供了重要保证。1942年，当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经济困难时，共产党员们把战场上“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的精神，变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实际行动，无声的模范带头和有声的政治工作，教育和感动了广大群众，齐心协力挺过了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正如朱德总司令在《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具有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大特点。它的战斗力，它的不可战胜，就是由于它具备了这三大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