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时间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134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形成
总述
察举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主要方法。
察举制主要是依靠中央的三公九卿、郡守、列侯以及地方上的高级官员,从平民或低级官吏当中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拔在道德、品行、才能方面符合当时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入朝为官。
“选”的对象为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拔”的对象是下级官吏。按规定，他们都必须是品德高尚、学识才干出众的人。由下而上推举官吏的办法，在秦代已有，但作为完整选士制度的“察举制”，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开始确立。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虽是“马上得天下”（靠打仗而夺天下）的，却深明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治国不能靠武力）的道理。所以高祖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辅佐帝业。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在即位第二年就下诏，说：“天下治乱，在予（自己）一人，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便是察举制度的开始。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对策者百人，唯（晁）错为高第”。这里说明当时不但有了考试（对策），而且还有等第区别，显示此时察举制度已趋成熟。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士，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董仲舒取为上第。这正标志着察举制度的完备与正式确立。这时候，汉朝的统治者已从初期的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转为积极进取，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法治绳之，达到了学术思想、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结合，使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高祖召举三老
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在与项羽的“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建立汉朝，即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他当上了皇帝，是为汉高祖（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刘邦和他的谋士鉴于秦朝国祚短速，“二世而亡”，思考如何能长治久安。
起初，刘邦瞧不起儒生。儒生陆贾与他谈《诗》、《书》，他说：“我马上得天下，《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治国不能靠武力。后来刘邦采纳了萧何、曹参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使乱纷纷的局面得以稳定。
早在刘邦立国的第二年，曾下令“诏举三老”，就是要求选拔年龄在50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者，协助地方长官推行政令。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下诏，把选拔人才的事情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刘邦了解选拔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他命令郡国向中央推荐人才，记录他们的“行”（品行）、“义”（仪表）、“年”（年龄）。要求郡国按一定标准推荐人才，开启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
文帝召举贤良
汉代在惠帝（公元前194年—前188年在位）、吕后（公元前187年—前180年临朝执政）时期，均曾下令诏举“孝弟力田”，可免其徭役，或厚加赏赐，让他们“为民表率”，做乡官。这是汉高祖（公元前206年—195年）“诏举三老”的延续。
汉文帝（公元前179年—前157年在位）二年，第一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因为这一年发生两次日蚀，他深信这是因为上天对他施政的不满警告，所以文帝希望通过下诏求才，“以匡朕之不逮”。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再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由皇帝亲自考试──“对策”。对策的内容有四项：“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这一次晁错被选为高第，升迁中大夫。
文帝的两次诏举，明确订立了举荐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试办法，也分出了等级，这标志着察举制度正式形成。不过，当时科目仅有一种，没有固定的期限，也没有人数的规定，所以制度还未臻完备。
董仲舒应策
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前87年），察举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这说明以儒学为正统，从这时开始确立。这实际上是武帝的意见。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举者之一，由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认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并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罚，又引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因此，治国以宣德政、施教化为主。
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用人，他说用“天下之贤人”，量才授官。最后，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术”，对其他各家“皆绝其道”。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这篇对策，武帝听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为第，任为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诏举贤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被采纳。这是董仲舒对察举制正式确立和实行所作的贡献，并奠定了察举制度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