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四大货币体系
中国古代货币很早就已出现，原始货币如海贝，在商代已广泛使用。商代同时还发展了以铜为基本的称量货币。
周代以下，因为冶金工艺的进步，铸币成本降低，铜铸货币逐渐盛行。在战国，铜铸货币分化成燕、齐的刀形币，三晋的铲形币，楚国的蚁鼻钱，以及周、秦的圆钱四个系统。
齐国所铸造的刀币最为精良，先后流行于齐、燕、中山、赵等国，尤其是齐、燕两国使用刀币时间最长。齐国的刀币以大刀最为有名。
考古发现的大刀均有“法货”字样，可以证明齐国政府掌握了铸造钱币的权力。这种国家铸币的制度，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
布币，主要流行于三晋也就是韩、赵、魏三国，多像铲形，与齐、燕的刀币形状相似。以平首布流行最广，且主要在三晋地区使用。
作为大国的三晋，常因战争、贸易等关系将它们所使用的布币流通到其他地区，同时还有其他地区铸造的刀币流通于市场。这说明，除了政治的因素外，经济本身的作用也是货币形成的原因。
春秋以后，楚国主要使用贝形货币，也称蚁鼻钱。蚁鼻钱具有殷商时代天然贝币的痕迹，在形制上相对比较落后。蚁鼻钱种类很多，因其质地可分为海贝、骨贝、木贝、泥贝、铜贝等五种。
由于铜贝的价值较高、携带方便，故而流通较广。蚁鼻钱的出土地点非常广阔，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陕西等省均有发现。这说明当时的蚁鼻钱不仅楚国，其他国家也在使用，显然这是市场和战争的双重作用造成的。
圆钱，主要流通在周、秦两地，主要有圆形圆孔与圆形方孔两种货币，秦国的商鞅变法等政治措施规定了其形制。后来圆形方孔钱流通更广，这得益于秦惠文王的推行。
现在的资料证明秦国大概没有铸造他国货币，可以推测秦国统治集团发现圆形方孔钱具有其他国家货币所没有的优势。而且秦国半两钱的出土与其在战国末期的对外扩张路线基本一致，这说明秦始皇推行半两钱并非突然，而是秦国长期对此钱优势的认识的自然发展。
黄金的扩大应用
四大货币区域在战国时候逐渐交错，货币也被混用，但毕竟币制不统一，限制了经济贸易活动，于是黄金流通范围扩大了。
战国初期，在国家财政的支用上，黄金成为代表性的单位。军事方面的开销亦然，如《孙子·用间》云：“凡兴师十万，出兵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
其后在战国商品经济盛行下，富有阶级人数增加，伴随着贫富差距扩大，黄金的使用更成为富贵阶层的一般经济生活特征。这乃是极为平常的社会效应，也是经济史的一般规律。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达，战国贵族园囿田产之收入也用黄金表示。《战国策·西周策》记载：“臣尝闻温囿之利，岁八十金，周君得温囿，其以事王者，岁百二十金，是上党无患而赢四十金。
魏王因使孟卯致温囿于周君，而许之戍也。”另外，人口买卖也以支付黄金为风习。如战国末年韩国财力拮据，所以“卖美人;美人之贾贵，诸侯不能买，故秦买之三千金”。
先秦后期市场上以黄金交易的情形越来越多，层面也越来越广。东周后期黄金在政治上有如此一面，《韩非子》曾提到：“卫嗣公使人为客过关市，关市苛难之，因事关市，以金与关吏，乃舍之。”
可知此时黄金已为行商客旅随身携带之物，作为通关时对付胥吏故意刁难的贿赂之用。此外，祝寿、馈赠、赏赐、生意、借贷、赈济等活动中使用黄金的例子比比皆是。
而且，在这样的国际市场中，黄金的流动方向也直接关系到国力的强弱。《商君书·去强》就指出一定数量的黄金和粟可以等价换取，而且粟和黄金的数量关系着国家的兴亡。虽然《商君书》更重视粟，但也说明黄金已经成为国际间的共同货币。
除了黄金和粟，黄金和象牙、珠玉、绢等皆可以计价交换，且交换的地域范围很广。以楚国的金币为例，1985年之前的考古工作已经在湖北、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发现了这种金币。这证明黄金已经成为战国时期各国一项普遍的交易媒介。
上文所述都指向一个结论，先秦黄金的通行到此时已经将列国的个别经济体一起纳入一个单一的货币体系，且足以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制度架构。
金是黄金还是铜？
上文证明，在战国中后期，无论是战国七雄间的政治交易还是贸易流通，黄金都占有相当地位，国际性的黄金市场基本形成。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古代称作“金”的东西，到底指的是黄金，还是铜?这个问题曾困扰了许多经济史学者，也引起了争论。
其实在春秋时尚存在金、铜不分现象，《左传》载：“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所以铸三锺。”这里说的金就是可铸为武器的铜。
但是到了战国，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作为战国史最基本文献的《战国策》一书，提到“金”者甚多，而述及“铜”者只有一处，《战国策·赵策一》说：“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请发而用之，则有余铜矣。”
这里所述很明确的是指用以铸造兵器的金属材料。因此，从《战国策》所载的史料可以明确断定，战国时代金、铜已经划分得很清楚。
除开直接明说出“黄金”之名者外，其余的“金”也都指的就是黄金，而不是以之铸钱炼柱的铜。
《战国策》之外，如《史记》记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指黄金、白银与赤铜，划分得相当明确。《汉书·食货志》云“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也是这个意思。
另外，体积小价值高的特点也可以证明，战国时期出现的“金”，不是铜，而是金。有一个故事说，有人想要得“金”，他就去卖“金”的地方，抢了一些“金”回来。
如果抢的是体积和重量都很大的铜，恐怕抢劫就不会那么顺利了。《吕氏春秋》中说“分府库之金，散仓廪之粟”，又说“千金之剑”，这里的“金”也比铜更具解释力。
先秦“一金”或“镒”重量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50 克，按此换算，可以解释《史记》中的一个故事。郑朝以三十金“献之赵太卜，因告以祭地事”，这里的三十金大约可抵7.5 公斤黄金。如果这里的“金”只是7.5 公斤铜，恐怕就很难说是“献”了。
秦王为了追杀樊於期，说要赏赐有功者“金千斤，邑万家”。燕国的太后嫁女儿给诸侯，要“奉以千金，赍地百里”。千斤黄金与万户之邑和百里之地并举，显示出它们具有相当的价值。如果千斤铜和百里地并列一起，就显得很不相称了。
还有一则关于范蠡的故事也能说明问题，范蠡的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范蠡托人去救，就出了“千镒”黄金。上文所说，春秋战国之间的楚国，是用铜贝的。
如果这“千镒”都是铜，那再换成铜贝，岂不是要熔化铸造，国家允许与否不说，光是铸造恐怕就要用很长时间，这来得及救人吗?所以，这“千镒”是黄金的话，办起事来更方便，收钱者也更觉得有价值。
因此，众说纷纭的战国时期的“金”、“黄金”是“金”还是“铜”的问题，可以说得到了解释。不管是在计量单位上，还是在送人为礼上，黄金显然比铜更有价值。
黄金攻势统一天下
上文证明，在战国时代，黄金已经成为列国通用的硬通货和稀有资源，无论是民间的贸易流通，还是各国的政治活动，都使用黄金作为重要的媒介。
战国中期之后，合纵连横成为东方六国与秦国斗争的重要方式。在这些斗争中，黄金起了重要作用，《战国策·赵策》说赵王：“乃封苏秦为武安君，饰车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双，锦绣千纯，以约诸侯。”
苏秦是当时东方六国合纵抗秦的主要策动者。赵王给他黄金千镒和其他贵重礼物，让他去开展合纵抗秦的工作。
战国攻伐激烈，各国为救亡图存，莫不想尽办法力图削弱敌国。除开军事的血腥手段外，列国亦莫不竞相遵行一种创造性的“软处理”办法，那正是上面说到的“黄金攻势”。
归纳起来，《国策》所载战国的“黄金攻势”，主要是透过新兴的活动家即游士，用黄金来实施贿赂、反间、收买等活动，促使敌人阵营内部的决策与执行朝向自己的政治目标发展。换句话说，战国时代大宗黄金的流动最主要的目的，是拿来用作国际说客的游说资本的。
而使用“黄金攻势”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秦国为了瓦解山东六国的合纵政策，也是用黄金去攻。
《战国策·秦策》有一段记载：“唐雎载音乐，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会相与饮……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与斗矣。”唐雎持黄金五千东行，机动性地设立一个以类似沙龙的组织为名的策动据点，以私人交结的方式瓦解了山东诸国正在集结而蠢蠢欲动的谋士集团。
战国晚期秦国与赵国多次大战，不分胜负。长平之战时，赵国廉颇率领的赵军与秦军对峙很久，难分上下。于是，秦国丞相范雎派人携带千金到赵国施行反间计。后来，赵国听信谗言，廉颇被撤，赵军大败。
长平之战后，赵国李牧率军屡败秦军，挡住了秦向东方的前进步伐。秦国故技重施，“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再次中计，李牧被冤杀，赵国不久亡国，赵王也成了俘虏。
战国末年军事家尉缭给秦始皇所出统一天下的一项重要策略就是，“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拿出三十万金扰乱列国，进而并吞天下，秦始皇认可并执行了这条政策。
当秦国日夜攻三晋的时候，齐国本应明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发兵援救。但齐国却与秦国交好，坐视他国灭亡不管。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说齐国国相，“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又是黄金和反间计造成了齐王建的国破被俘。
为何秦国可以屡次使用黄金为反间计呢?部分原因当然是东方六国的政治腐败，还有就是前三世纪中期秦将司马错攻灭巴蜀，巴蜀是战国后期黄金的主要产地。
这造成了两个重要效应：第一，秦国获得了大量的黄金财富，成为当时的超级经济强权;第二，秦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经济力量施展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攻势。
最终的结果就是，“黄金攻势”在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此，可以说，黄金在当时国际社会中的经济功能，以及它作为通用的价值尺度与交易媒介的本质，一方面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经济基础，一方面直接推动了秦国统一天下大业的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