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察举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举士”（选拔人才）与“举官”（提拔官吏）没有分开。而且，“选举”与“考课”没有区分。察举的对象既有未入仕者（无官职者），也有入仕者（现任官吏）。选举科目的设置，也是对现任官吏的考课内容。总的来看，考试（考课）是辅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这说明汉代对选才、任职官吏的考核还未制度化、严格化。
到了东汉光武帝（公元25年—57年在位）时，开始对选拔与提拔的对象，施行“授试以职”，即进行文字方面的测试，内容有策、经、笺奏（章奏文体）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渗透，说明考试这一环节变得愈来愈重要。
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诏辟四科，这所谓“四科”不是具体科目，而是与察举有关的四项标准。早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对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这两个时期提出的内容亦大体相同。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时任尚书令的左雄提出“改察举之制”，主要内容是：
（一）“限年四十以上”；
（二）“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包括年龄及课试内容的规定。又提出“先诣公府”的办法，把考试分为两个层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试，再由尚书省复试。这是察举制度中考试环节的重大改革，是选才用才的一个进步。
东汉的察举人数
东汉时，由于察举制的弊端不断涌现，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举的有关科目在人数上时有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荐举名额。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各郡举明经之士，十万人以上推举五人，不满十万推举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下诏，指幽、并、凉州等缘边地区，人口稀少，“良吏进仕路狭”，为此，令缘边各郡人口十万以上每年推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推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推举一人。
不过，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为单位，不论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举人数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07年）令郡国举“敦厚质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国举“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国举“至孝笃行”各一人。
东汉时对“举主”任职年限，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视事（解作任职）一岁以上至十岁”得举。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
年龄限制
汉代察举制度中，对被举者的年龄，在不同时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规定。这里简述东汉时的规定。
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诏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举”，规定举孝廉必须在40岁以上。但又规定：“其有茂才异行，不拘此例”，就是对有特殊才干者，可以放宽限制。上述规定，源于尚书令左雄的意见。左雄在关于察举改制的建议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对于“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龄”，即学识、才干特别高的人，年龄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对左雄的意见，但顺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终颁布了诏令。
其实以上的规定也不尽然。如在征诏博士人才时，年龄限制则为50以上。到质帝（公元145年—146年）时，又令郡国举明经之士，年龄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从以上例子可见，东汉时期对被举者年龄的限制，普遍偏高，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因为此举无疑是对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压抑。
培养机制的建立
汉代察举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年—前87年在位）确立，但如果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想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必须建立相应的培养机制，而这个机制由西汉武帝开始，至东汉时期发展至高峰。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说明董仲舒是很有远见的学者。而且把养士（教育）与选士相结合的做法，从长远看，对改善行政官员的质素，至为重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都城长安（今西安）设立了太学──国家最高学府。进入太学的称为“博士弟子”，条件是年龄18岁以上，仪表端正。甄选方法有二：
（一）由中央有关部门太常典选
（二）由地方郡县长官推荐。
博士弟子在太学里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等。每一年考试一次，是选拔性考试，通“一艺”（一种儒家经典）以上，可以任官，考获较高等级的能任“郎中”。如“一艺”也不通，该名博士弟子会被打发回家，而推选他的人还要受罚。这样严格的制度，不只能培养人才，还直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官员。
太学刚成立时，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以后规模愈来愈大。主要原因是课程（经）门类增多（如《公羊》、《左传》、《尔雅》等等），一种经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年—前7年在位）时，博士弟子的名额增至3000员，东汉时更多达30000人，为太学规模之极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