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1949年前的考古活动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紧密相连，我们称之为河南早期的考古活动。人们普遍认为河南早期考古工作的开展可以追溯到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调查和发掘。从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到1928年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国的考古学从无到有，研究人员和机构由少到多，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其过程都与河南早期的考古活动息息相关。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的考古活动，河南考古虽然没有以后的大规模调查，然而在整个中国考古学史上意义重大，有鲜明的特点与重大的影响，为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河南的考古活动开展早：1921年安特生在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的发掘，1928年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在安阳殷墟进行的发掘，1932年郭宝钧等在浚县辛村遗址进行的发掘，分别是中国境内最早发掘的新石器遗址、商代遗址和西周时期的墓葬。殷墟发掘仅比北京周口店的发掘晚一年，但比陕西斗鸡台的发掘早5年。当时国内考古一片空白，考古工作开展越早，越受到国内外关注，影响越大。
河南的考古发掘规模大：1949 年以前，我国考古活动能够大规模开展的地方，唯有河南。殷墟发掘从1928 年开始，到1937年结束， 先后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规模大。考古发掘规模越大，意味着可能会有更新、更全面的发现，越能搞清楚遗址的布局结构，考古成果越丰富。如1934到1937年，同样是发掘墓葬，北平研究院在斗鸡台遗址东区发掘了不到1000 平方米（约占墓地面积的十分之一）， 发现墓葬104座，而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仅在1934到1935 年，在殷墟西北岗发掘了3次，发掘面积2万多平方米，发掘出10余座大墓和1000多座小型墓葬，发现远比斗鸡台遗址丰富，其影响自然更大。
河南的考古成果特色鲜明：中国考古学缘起于上世纪初西方地质学的引入，最初关注点在史前部分乃至旧石器时代，与地质学知识密不可分，包括安特生等人在内本都是地质学家。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因为工具的材料均为石器，使用的技术相对简单、遗迹稀少，所以世界各地考古遗存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殷墟与浚县辛村的发掘，发现的中国殷商与两周考古遗迹，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地域特征，充分体现了早期中华文明的特色，最终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河南的考古成果刊发及时：中国早期的考古活动，能否产生影响，影响的大小与考古成果能否及时刊发有很大的关系。河南的部分考古成果被及时刊发是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殷墟的次年即开始出版《殷墟发掘报告》，到1949年前共陆续出版了4 册《殷墟发掘报告》和4册《田野考古报告》。这些刊物在报道殷墟发掘的同时，将李济、梁思永等人实践经验与理论方法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引起了国内外相关机构的高度关注，对国内其他考古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北平研究院考古组由于没有及时也没有专门的刊物发表陕西考古的资料，加上战争的影响，直到1948年才出版了《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因此对中国早期考古活动影响相对较小。
河南是中国考古学理论的践行地：中国的考古学，受到西方考古学的影响，并与河南等地的考古活动相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考古理论。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过程中，引进一套欧洲较先进的田野发掘方法并将地质学领域的地貌学、地层学方法引进到野外考古发掘中，其后李济等在山西西阴村和殷墟发掘的工作方法是在安特生方法基础上的改进， 这无疑是中国考古学工作方法的首创。梁思永在后岗发掘过程中，正确运用地层学方法，首次发现了仰韶、龙山、小屯三种文化的叠压关系，是1949年前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最大的学术成就，成为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李济在研究殷墟器物过程中，探索改进了安特生带地质学色彩的器物学，基本上抓住了器物分类和同类器物分列的类型学的核心问题，标志着中国考古类型学实践真正的开端。
河南是中国考古学术语的形成地：河南早期的考古工作，对我国早期考古学术语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仰韶遗址的考古，安特生为我国引入了一批有关陶器和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语言（术语）。在殷墟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过程中，李济等人从金石学中借用一批描述铜器、玉器的语言（术语），并因地制宜地自创出一批有关墓葬、田野发掘的语言（术语）。通过辛村墓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郭宝钧借用金石学的术语， 进一步完善了墓葬和铜兵器、车马器的语言（术语）。通过20多年的努力。李济、郭宝钧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已经基本构建了中国考古学语言（术语） 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考古学使用的语言（术语），正是在这个体系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而形成的。
纵观中国考古学史，河南早期的考古活动有着非凡的意义。仰韶村发掘被认为拉开了我国现代考古的序幕。殷墟发掘则被视为我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尤其是殷墟发掘使得甲骨学成为我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使得殷商历史成为信史，并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的考古学家，影响深远。（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8日第7版）
河南的考古活动开展早：1921年安特生在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的发掘，1928年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在安阳殷墟进行的发掘，1932年郭宝钧等在浚县辛村遗址进行的发掘，分别是中国境内最早发掘的新石器遗址、商代遗址和西周时期的墓葬。殷墟发掘仅比北京周口店的发掘晚一年，但比陕西斗鸡台的发掘早5年。当时国内考古一片空白，考古工作开展越早，越受到国内外关注，影响越大。
河南的考古发掘规模大：1949 年以前，我国考古活动能够大规模开展的地方，唯有河南。殷墟发掘从1928 年开始，到1937年结束， 先后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规模大。考古发掘规模越大，意味着可能会有更新、更全面的发现，越能搞清楚遗址的布局结构，考古成果越丰富。如1934到1937年，同样是发掘墓葬，北平研究院在斗鸡台遗址东区发掘了不到1000 平方米（约占墓地面积的十分之一）， 发现墓葬104座，而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仅在1934到1935 年，在殷墟西北岗发掘了3次，发掘面积2万多平方米，发掘出10余座大墓和1000多座小型墓葬，发现远比斗鸡台遗址丰富，其影响自然更大。
河南的考古成果特色鲜明：中国考古学缘起于上世纪初西方地质学的引入，最初关注点在史前部分乃至旧石器时代，与地质学知识密不可分，包括安特生等人在内本都是地质学家。人类在旧石器时代，因为工具的材料均为石器，使用的技术相对简单、遗迹稀少，所以世界各地考古遗存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殷墟与浚县辛村的发掘，发现的中国殷商与两周考古遗迹，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地域特征，充分体现了早期中华文明的特色，最终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河南的考古成果刊发及时：中国早期的考古活动，能否产生影响，影响的大小与考古成果能否及时刊发有很大的关系。河南的部分考古成果被及时刊发是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殷墟的次年即开始出版《殷墟发掘报告》，到1949年前共陆续出版了4 册《殷墟发掘报告》和4册《田野考古报告》。这些刊物在报道殷墟发掘的同时，将李济、梁思永等人实践经验与理论方法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引起了国内外相关机构的高度关注，对国内其他考古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北平研究院考古组由于没有及时也没有专门的刊物发表陕西考古的资料，加上战争的影响，直到1948年才出版了《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因此对中国早期考古活动影响相对较小。
河南是中国考古学理论的践行地：中国的考古学，受到西方考古学的影响，并与河南等地的考古活动相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考古理论。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过程中，引进一套欧洲较先进的田野发掘方法并将地质学领域的地貌学、地层学方法引进到野外考古发掘中，其后李济等在山西西阴村和殷墟发掘的工作方法是在安特生方法基础上的改进， 这无疑是中国考古学工作方法的首创。梁思永在后岗发掘过程中，正确运用地层学方法，首次发现了仰韶、龙山、小屯三种文化的叠压关系，是1949年前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最大的学术成就，成为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李济在研究殷墟器物过程中，探索改进了安特生带地质学色彩的器物学，基本上抓住了器物分类和同类器物分列的类型学的核心问题，标志着中国考古类型学实践真正的开端。
河南是中国考古学术语的形成地：河南早期的考古工作，对我国早期考古学术语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仰韶遗址的考古，安特生为我国引入了一批有关陶器和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语言（术语）。在殷墟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过程中，李济等人从金石学中借用一批描述铜器、玉器的语言（术语），并因地制宜地自创出一批有关墓葬、田野发掘的语言（术语）。通过辛村墓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郭宝钧借用金石学的术语， 进一步完善了墓葬和铜兵器、车马器的语言（术语）。通过20多年的努力。李济、郭宝钧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已经基本构建了中国考古学语言（术语） 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考古学使用的语言（术语），正是在这个体系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而形成的。
纵观中国考古学史，河南早期的考古活动有着非凡的意义。仰韶村发掘被认为拉开了我国现代考古的序幕。殷墟发掘则被视为我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尤其是殷墟发掘使得甲骨学成为我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使得殷商历史成为信史，并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的考古学家，影响深远。（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8日第7版）
责编：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