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推广阿拉伯天文历法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由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疆域空前辽阔，东西方交流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时期。在这一背景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天文学与历法学知识，被系统性地引入中国，并得到了官方的有力推崇与实践。这一过程不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辉煌篇章，也对中国的天文历法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核心推动者与标志性成果便是郭守敬等人在《授时历》
元代对阿拉伯天文学的引入并非偶然。早在成吉思汗西征时期，蒙古统治者便已接触到中亚与西亚的学术。至忽必烈建立元朝并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出于巩固统治、彰显正统以及实际应用（如农业、祭祀需要精确历法）的需求，改革历法成为一项紧迫的国家工程。忽必烈本人对科学与技术抱有浓厚兴趣，其身边汇聚了来自不同民族的学者，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科学顾问团体。其中，以札马鲁丁为代表的阿拉伯天文历法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札马鲁丁来自波斯（伊利汗国），于忽必烈即位前便已来到中国。至元四年（1267年），他向朝廷进献了依据阿拉伯天文学体系编制的《万年历》，并获准在一定范围内（如穆斯林社群）使用。更为重要的是，他制造了七件具有伊斯兰特色的天文仪器，史称“西域仪象”。这些仪器与传统的中国天文仪器在原理和功能上形成了互补。
| 仪器名称 | 主要功能或特点 | 反映的阿拉伯天文学特点 |
|---|---|---|
| 咱秃哈剌吉（浑天仪） | 测量天体黄道坐标 | 黄道坐标系体系 |
| 咱秃朔八台（方位仪） | 测定天体方位角 | 用于行星观测与定位 |
| 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 | 测定冬至、夏至时刻 | 用于观测太阳在二分二至点的位置 |
| 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 | 测定春分、秋分时刻 | 与斜纬仪配套使用 |
| 苦来亦撒麻（天球仪） | 星象演示的球形仪器 | 立体化、模型化星象概念 |
| 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 | 展示大地为球体 | 明确的地球球体观念 |
| 兀速都儿剌不（观象仪） | 星盘类仪器，用于测算 | 阿拉伯星盘技术的应用 |
这些仪器的引入，不仅带来了新的观测工具，更意味着阿拉伯天文学中完整的黄道坐标体系、球面几何学计算方法以及地球球体观念等理论正式传入中国学术界，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天文学家的视野。
然而，元朝阿拉伯天文学推广的顶峰与结晶，体现在中国传统天文学的革新之作——《授时历》的编订过程中。至元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下令设立太史院，由王恂负责计算，郭守敬负责仪器制造与观测，许衡负责历理阐释，并召集了包括可能熟知阿拉伯方法的学者在内的众多人才，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历法修订工作。
郭守敬在研制新天文仪器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外来知识。他创制的简仪，是对传统浑仪的革命性简化，其设计理念可能受到了阿拉伯简化黄道环装置的启发。他所制造的高表（结合“景符”使用）用于精确测量日影长度，其精度远超前代。这些仪器为《授时历》的测算提供了可靠数据保障。
在历法计算方面，《授时历》取得了多项领先世界的成就，其中一些明显带有吸收外来知识的痕迹。例如，它在计算太阳、月亮的不均匀运动时，采用了三次差内插法，其数学处理方式比前代历法更为精密。更重要的是，《授时历》大量应用了球面三角法来计算黄道与赤道坐标的换算，而这种方法正是阿拉伯天文学的强项。尽管郭守敬等人将其融入中国传统的历算体系，但其源头与阿拉伯数学的传入密切相关。
为了编制历法，元朝政府组织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恒星位置测量工作，并留下了著名的《郭守敬星表》。这一观测工程，很可能也参考或借鉴了当时传入的阿拉伯星图知识。此外，元朝政府于至元八年（1271）设立了回回司天台，与汉儿司天台并行。回回司天台以阿拉伯天文学体系进行观测和推算，并编制回回历书，其官员多为穆斯林天文学家。它成为了一个持续引进、翻译阿拉伯天文著作的中心。元朝秘书监中收藏的“回回书籍”里，就有《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等大量天文数学著作。
元朝推广阿拉伯天文历法的努力，产生了多层次的历史影响。首先，直接成果《授时历》是中国古代最精确的历法之一，使用了长达三百六十四年，其精度反映了融合中西的优越性。其次，这一过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天文学的技术与理论宝库，引入了新的仪器、坐标系统、数学方法和宇宙观念。最后，它作为丝绸之路科技交流的典范，证明了开放包容的文化政策对科学进步的推动作用。尽管明朝以后，官方对回回天文学的吸纳力度减弱，但经由元朝翻译和引入的阿拉伯天文知识，已成为中国科学遗产的一部分，并在后续时代里或隐或显地持续发挥着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