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颜掌权下的元朝政治
在元朝近百年的统治史中，伯颜无疑是最具权势和争议的权臣之一。他出身蔑儿乞部，早年跟随元武宗海山征战西北，因战功卓著而步入权力核心。其权势在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统治前期达到顶峰，尤其是在至元六年（1340年）发动政变铲除权臣燕铁木儿家族残余势力后，伯颜独揽大权，开启了长达数年的专权时期。这段时期，元朝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一系列激进且短视的政策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更被后世史家视为元朝走向衰败的重要转折点。
伯颜掌权的政治基础，首先在于他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控制。他长期担任知枢密院事等要职，其家族和党羽遍布朝廷与行省，形成了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为了巩固个人权威，伯颜在朝廷内大力排斥异己，尤其是对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潜在竞争者进行打压。同时，他深得元顺帝（初期）信任，被加封为秦王、太师、中书右丞相等一连串尊崇无比的头衔，其权势“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甚至有记载称，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府库，仪仗随从之盛堪比帝王。
伯颜执政期间最具破坏力的政策，莫过于其极端且荒诞的“防汉”政策。基于对汉人可能造反的深层恐惧，伯颜推行了一系列民族压迫与歧视措施。他一度奏请诛杀张、王、刘、李、赵五大姓汉人，虽未真正实施，但其残酷意图已令天下震骇。此外，他下令禁止汉人、南人持有兵器、马匹，并限制其日常活动。在文化上，伯颜甚至中止了自元仁宗以来恢复的科举取士制度，彻底堵塞了汉人精英通过正途进入统治阶层的道路，加剧了社会精英与元朝政权的离心离德。
经济方面，伯颜的统治并未能应对元朝积重难返的财政危机。政府为解决财政困局，采取了滥发纸币（至正交钞）的短视策略，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民间交易甚至倒退到以物易物的状态。而权贵兼并土地、官吏横征暴敛的现象在伯颜纵容下更为严重。政治上的高压与经济上的剥削相互叠加，使得元末的社会矛盾犹如一座等待喷发的火山。
| 时间（年号） | 主要事件/政策 | 影响与后果 |
|---|---|---|
| 至元元年（1335年） | 伯颜与彻彻笃诬陷并逼杀丞相唐其势（燕铁木儿子），铲除燕铁木儿家族势力。 | 伯颜独掌大权，彻底清除政治对手，权臣专权局面确立。 |
| 至元二年（1336年） | 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议起，虽未行，天下惊恐。 | 极端民族政策首次公开提出，极大地激化了民族矛盾，人心惶惶。 |
| 至元三年（1337年） | 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起义爆发。 | 伯颜高压统治下的首次大规模民变，显示社会已开始失控。 |
| 至元年间 | 下令禁止汉人、南人执兵器、养马、习武，并一度中止科举。 | 从法律与文化上系统化民族歧视，断绝汉人仕进之路，精英阶层普遍不满。 |
| 至元六年（1340年） | 伯颜之侄脱脱与元顺帝合谋，趁伯颜出猎之机，下诏贬斥，伯颜病死于流放途中。 | 伯颜专权时代终结，脱脱开始“更化”，试图挽救危机，但为时已晚。 |
伯颜的政策深刻地塑造了元末的政治格局。他的倒行逆施不仅未能巩固蒙古统治，反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根基。持续的民族压迫催生了广泛的社会怨恨，使得原本局限于经济层面的反抗，迅速演变为具有民族革命色彩的大规模起义。红巾军起义的们，如韩山童、刘福通等，其“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宣传之所以能一呼百应，与伯颜时期积累的尖锐民族矛盾有着直接关联。可以说，伯颜的统治为元末农民大起义铺平了道路。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伯颜的崛起与专权是元朝政治体制痼疾的集中体现。元朝虽仿汉制设立中书省、枢密院等机构，但其内核始终保持着浓厚的草原贵族政治色彩，“家臣政治”与“权臣政治”交替出现。伯颜正是这一体制孕育出的怪物。他的政策虽极端，但其核心逻辑——即通过强化特权集团（蒙古、色目贵族）的权益和打压被统治民族（汉人、南人）来维持政权——在元朝中后期并非孤例，只是伯颜将其推向了极致。这反映了元朝统治者始终未能成功构建一个融合多民族、获得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同的有效政治体系。
综上所述，伯颜掌权时期是元朝政治史上一个黑暗而关键的阶段。其凭借军事强权和皇帝信任而获得的地位，并未用于解决帝国面临的深刻危机，反而通过一系列倒退的、激化矛盾的政策，加速了元朝统治机器的崩坏。他的倒台虽带来了短暂的“脱脱更化”，但元朝积弊已深，社会革命的洪流已然无法阻挡。伯颜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更加分裂、愤怒和动荡的帝国，它直接预示了不到二十年后，元朝统治在中原的彻底终结。这段历史警示后人，依靠强化歧视与高压来维持的统治，无论其武力多么强大，最终都将被历史的潮流所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