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商战思想析

郑观应商战思想析

郑观应（1842—1922），字愚公，号陶斋，广东香山人，近代中国最早系统提出“商战”理论的思想家与实业家之一。他身处晚清内忧外患之际，面对列强经济侵略加剧、洋货充斥市场、国货凋敝的现实，以“商战”为破局之策，主张“以商立国”，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其思想不仅具有前瞻性和批判性，更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中留下深刻印记。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次系统阐述“商战”理念。该书成书于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虽未直接命名为“商战”，但书中大量篇幅探讨如何通过振兴工商、兴办企业、改革税制、保护民族工业等手段实现国家自强。他认为：“商战者，非争地界也，非争兵力也，乃争利权也。”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重农抑商思维，强调商业竞争对国家主权和经济命脉的重要性。

郑观应并非空谈理论者，其实践亦颇具代表性。他在上海创办“保兴机器织布局”，并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近代化企业。尤其在轮船招商局中，他担任总账房及经理职务，亲身参与洋务运动中的近代航运事业。这些经历使他的“商战”思想更具实操性，而非纸上谈兵。

郑观应所倡导的“商战”包含多重维度：一是技术层面，强调引进西方机械工艺，改良生产方式；二是制度层面，主张设立商会、制定商律、保护产权；三是战略层面，呼吁政府扶持民族资本，限制外资垄断；四是文化层面，提倡实业救国、商学教育并举。

他特别关注对外贸易格局的调整。在《盛世危言·卷三·商务篇》中指出：“今外人之货，岁入我境者数千万两，而我之货出洋者不过百数十万两……此非国力不振，实商政不明。”为此，他建议设立“商部”，统一管理全国商务，并推行“商埠政策”，鼓励沿海开放城市设立自由港，吸引外资的同时保障本土企业生存空间。

郑观应还提出“设厂自强”的重要论断，认为“非自设工厂不可图久安”。他反对一味依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模式，主张“商办为主、官助为辅”，让民间资本主导企业发展，政府仅提供政策支持与基础设施保障。

在金融领域，郑观应主张建立“银行体系”，以稳定货币、集中资本、促进流通。他曾提议在上海设立“中国通商银行”，作为民族资本的融资平台。尽管当时因政治阻力未能完全实现，但其构想影响深远，成为后来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雏形。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并非孤立存在，它深受西方经济学与社会思潮的影响。他翻译过《万国公法》《富国策》《日本国志》等著作，广泛吸收欧美先进经济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加以改造。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折衷路径，使他的思想既具时代感又具备本土适应性。

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并非单纯对抗外国资本，而是追求“以商制商”的平衡策略。他在《盛世危言·卷四·外交篇》中写道：“与其待敌之侵，不如先发制人；与其任敌之利，不如自创其利。”这意味着他主张通过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争取主动权，而非被动防御。

以下表格整理了郑观应主要商战主张及其历史背景：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在当时并未获得广泛支持。一方面，保守派官员仍持“重农抑商”旧观念；另一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尚未形成足够政治力量推动改革。但他通过著书立说、实业实践和舆论宣传，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石。

到了民国初期，“商战”思想逐渐被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中明确提出“振兴实业”，其中不少内容可追溯至郑观应早期构想。梁启超则称郑观应为“中国近代实业主义之先驱”，充分肯定其思想的历史地位。

郑观应晚年居于上海租界，继续撰写文章、参与商会活动。他虽未亲历辛亥革命后的政权更迭，但其思想已悄然融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框架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曾评价：“郑观应先生是近代中国最早觉醒的实业家之一。”

总结而言，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思想之一。它不仅突破了传统农业文明的思维定式，更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经济自救方案。其核心在于“以商立国”，主张通过商业竞争赢得国家主权与经济独立。这一理念至今仍具有现实启示意义——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唯有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完整产业链、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方能在“商战”中赢得主动。

郑观应不仅是近代中国“商战”思想的奠基者，更是连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重要思想桥梁。他的智慧超越时代，其精神值得当代企业家与政策制定者深思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