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于豹房，因其无子嗣，帝国瞬间陷入继承危机。值此国本动摇之际，内阁首辅杨廷和凭借其政治威望与权谋手段，主导了皇位继承人的选定与迎立程序，史称“杨廷和定策迎世宗”。这一事件不仅关乎皇权更迭，更深刻影响了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埋下了“大礼议”之争的伏笔。
杨廷和（1459-1529），字介夫，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士。历经弘治、正德两朝，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是正德后期实际主持朝政的核心人物。武宗荒嬉怠政，杨廷和以稳健持重维系朝纲，为其在嗣君问题上掌握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武宗猝逝后，杨廷和以《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原则为依据，迅速锁定宪宗之孙、兴献王朱祐杬长子朱厚熜为最佳继承人。其决策基于三重考量：一是血缘亲近（宪宗第四子兴王一脉）；二是朱厚熜时年十五，符合“长君”标准；三是兴藩地处湖广安陆，远离权力漩涡，可减少外戚或权宦干政风险。
在程序运作上，杨廷和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技巧：
1. 遗诏拟制权：以武宗名义颁布《明武宗遗诏》，宣称“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嗣皇帝位”，将己意转化为先帝意志。
2. 太后背书：联合张太后（孝宗皇后）颁布懿旨，双重确认继统合法性。
3. 权力过渡部署：在朱厚熜抵京前，以太后诏令形式罢撤豹房、裁汰冗官、收回边军调遣权，清洗武宗宠臣江彬势力，为嗣君扫清障碍。
四月廿二日，朱厚熜抵京，却拒绝按礼部拟定的太子即位礼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坚持“继统不继嗣”，以天子身份由大明门直入皇宫。这场“入门之争”实为后续大礼议的预演，暴露了新君与杨廷和集团在法统认知上的根本分歧。
| 时间节点 | 事件 | 杨廷和举措 | 政治影响 |
|---|---|---|---|
|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 | 武宗驾崩 | 秘不发丧，封锁宫禁 | 防止权力真空引发动荡 |
| 三月十六日 | 公布遗诏 | 定策迎立兴世子 | 确立继承法理依据 |
| 三月至四月 | 过渡期理政 | 罢革皇店、遣散番僧、整顿锦衣卫 | 清除正德弊政，重塑朝廷威信 |
| 四月廿二日 | 世宗抵京 | 被迫妥协修改即位礼仪 | 内阁权威首次受挫 |
杨廷和定策的核心矛盾在于：其主张朱厚熜应“继嗣孝宗”，即尊孝宗为皇考、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以维持宗法继承体系；而世宗坚持“继统继嗣”一体，要求追尊本生父母为帝后。这一分歧在嘉靖三年（1524年）引发“左顺门事件”，杨廷和被迫致仕，其子杨慎等二百余臣受杖，标志著旧官僚集团的失势。
从历史维度审视，杨廷和定策有三大功绩：一是避免靖难式内乱，实现平稳过渡；二是借机革除正德积弊，《明史》称“新政所裁汰，凡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至十四万八千七百人”；三是确立内阁在皇权更迭中的决策地位。然而其忽视世宗孝亲意志，强推宗法改革，最终引发激烈反弹，反噬自身政治生命。
杨廷和的定策设计虽被大礼议打破，但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在绝对皇权体制下，文官集团通过制度性运作成功主导嗣君遴选，体现了明代中期官僚政治的成熟度。而世宗通过礼仪之争重塑皇权，则预示著明代政治从“君臣共治”向“乾纲独断”的转向。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深刻映射出十六世纪中国皇权政治的复杂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