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典赤云南治水功

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有一位来自西域的回回政治家，以其卓越的治政才能和对边疆地区的深切关怀，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留下了不朽的功绩，尤其以兴修水利、治理水患的壮举彪炳史册。他，就是赛典赤·赡思丁。

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一名乌马儿，原为布哈拉人（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赛典赤”即“圣裔”之意）。他早年归附蒙古，因才干出众深受忽必烈信任。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鉴于云南局势不稳、治理艰难，特任命时年已63岁的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总揽全省军政要务。他赴任后，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其中治理水患、兴修水利是其核心政绩，也是其“以民为本”施政理念最集中的体现。

赛典赤面对的滇池地区，是一个长期被水患困扰的“痛点”。滇池作为云南最大的高原湖泊，其出水口海口河（螳螂川上游）常年淤塞，导致“滇池泛滥，淹没田庐”，昆明坝子大片良田沦为沼泽，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百姓生活困苦。此外，盘龙江等注入滇池的河流也缺乏疏导，雨季时常泛滥成灾。水的问题，已成为制约云南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关键瓶颈。

赛典赤到任后，并未急于求成，而是进行了周密的实地勘察与调研。他深知水利工程关乎国计民生，必须科学规划、系统治理。其治水方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核心方面：

一、系统疏浚，畅通出水咽喉。这是治理滇池水患的根本。他组织大批民夫，对淤塞严重的海口河进行大规模疏浚，拓宽加深河道，并修建了节制水流的石闸（即“海口闸”），使滇池水得以顺畅排出，水位下降，露出了被淹没的大片良田。此举从根本上解除了昆明地区的心腹之患。

二、修建松华坝，建立调蓄系统。针对盘龙江等入滇池河流的洪水问题，赛典赤主持在盘龙江上游修建了著名的松华坝。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高坝水库，而是一个兼具分洪、蓄水、灌溉功能的综合性水利枢纽。通过修建堤坝和分水渠，它能在洪水期分流部分江水，减轻下游压力，又能在旱季蓄水，保障灌溉。松华坝的修建，是云南水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从被动防水向主动调控水资源的转变。

三、构建灌溉网络，化水害为水利。水患既除，赛典赤随即引导百姓利用退出的土地和得到调控的水源，开垦农田，发展生产。他组织开挖了金汁河、银汁河等一系列灌溉沟渠，与原有的马料河、宝象河等共同构成了一个覆盖昆明坝区的系统灌溉网络。这个网络将滇池水系与农田紧密连接起来，实现了“旱涝保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恢复与发展。

四、综合治理，改善民生与生态。赛典赤的治水并非孤立工程，而是与其整体的治滇方略紧密结合。他推行屯田，安置流民，教授先进的耕作技术；设立州县，发展教育，传播儒家文化；修建道路，促进商贸。水环境的改善，为这些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水利工程也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形成了良性的水循环系统。

赛典赤的治水功绩，带来了立竿见影且深远持久的效果。据史料记载，工程完成后，“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粮食产量大幅增加，一度荒芜的昆明坝区变成了富庶的鱼米之乡。人口得以繁衍，社会趋于稳定，为元代及后世云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所修筑的松华坝及其灌溉系统，历经后世多次修缮加固，一直沿用至今，仍在为昆明城市的供水与农业灌溉发挥着重要作用，堪称穿越七个多世纪的“活文物”。

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任职六年，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病逝于任上，“百姓巷哭”，葬于昆明。忽必烈追封他为“咸阳王”，以彰其功。后世云南人民对他缅怀不已，至今在昆明等地仍有咸阳王庙、赛典赤墓等纪念场所。

纵观赛典赤的云南治水，其历史价值远超水利工程本身：首先，它体现了科学规划、系统治理的先进理念，将泄洪、蓄水、灌溉、排水有机结合，展现了高超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智慧。其次，它深刻诠释了“治国先治水，治水以安民”的儒家执政思想，将水利建设作为恢复经济、安定社会、巩固边疆的根本抓手。最后，它促进了云南，特别是昆明地区从“蛮荒之地”向“西南重镇”的关键转型，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文化的飞跃发展，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赛典赤·赡思丁，这位来自远方的圣裔，以其泽被苍生的治水功勋，永远铭刻在了云南的历史与山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