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其毕生心血凝聚于史学巨著《b>资治通鉴》，该书不仅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更被后世誉为“帝王之教科书”，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的历史编纂与政治思想。

司马光出身官宦世家，自幼聪颖过人，“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流传千古。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步入仕途。他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在政治立场上，司马光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与主张变法的王安石针锋相对。熙宁四年（1071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自请离京，退居洛阳，从此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资治通鉴的编纂中。

资治通鉴的编修始于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当时司马光进献《通志》八卷（记载战国至秦二世的历史），深得英宗赏识，遂诏令设局续修。神宗即位后，赐书名《资治通鉴》，意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全书共294卷，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被周天子正式承认为诸侯这一战国开端标志性事件，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前夕，横跨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在洛阳期间，建立书局，汇聚了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史学家作为助手。他们分工明确：

• 刘攽：负责两汉部分。
• 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及五代十国部分（刘恕早逝，部分工作由他人完成）。
• 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
• 司马光：总其大成，负责全书的删削、考订、润色，并亲自撰写“臣光曰”的史论。

《资治通鉴》的史料来源极其广博，除正史外，还广泛涉猎野史、笔记、文集、碑志等各类文献。据清代学者统计，参考书目多达322种。面对庞杂甚至相互矛盾的史料，司马光首创了考异法，即在正文之下，以小字注明不同史料的记载差异，并说明取舍理由。这种方法开创了史料考辨的先河，极大提升了史著的可靠性。

全书结构严谨，以时间为主线，按朝代、年号、月份、日期清晰编排。其内容宏富，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尤其注重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以下表格展示了《资治通鉴》各朝代卷数分布及部分重大历史事件：

元丰七年（1084年），历时十九年，《资治通鉴》终于成书，进呈宋神宗。神宗称赞其为“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次年，司马光在宰相任上逝世。

《资治通鉴》的价值与影响深远：

• 史学价值：它是编年体史书的巅峰之作，体例严谨，史料考订精审（考异法），叙事详略得当，文笔生动，具有极高的史料可信度和文学价值。
• 政治价值：书名即点明其核心目的——“资治”。书中通过大量史实和“臣光曰”的史论，总结历代治乱、得失、兴亡的经验教训，为统治者提供镜鉴。宋元以降，历代帝王多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必读书。
• 思想影响：司马光在书中贯穿了儒家正统史观，强调礼义纲常，反对激进变革（反映其保守立场），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
• 学术影响：催生了“通鉴学”，后世出现了众多续作（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编（如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注释（如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和研究著作。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一位是刚直不阿、学识渊博的政治家与史学家，一部是贯通千年、烛照古今的史学丰碑。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座不朽的灯塔，其光芒穿越时空，至今仍在启迪着世人对于历史规律和国家治理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