黥刑劓刑慑万民

黥刑与劓刑，作为中国古代极具代表性的肉刑，自先秦至清末，跨越数千年历史长河，以其残酷的肢体毁损与公开羞辱特性，成为统治者震慑万民、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二者不仅是刑罚体系的组成部分，更深刻烙印于中华法系与文化记忆之中。

黥刑，亦称墨刑，即在犯人面部或身体特定部位刺刻文字或图案，再涂以墨汁使之永久留存。《周礼·秋官·司刑》载：“墨罪五百”，郑玄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其操作技术历经演变：

相较于单纯制造疼痛，黥刑的核心威慑在于社会性死亡——受刑者终身携带耻辱标记，据《云梦睡虎地秦简》记载，黥面者不得担任官吏、禁止进入市集，甚至婚嫁受限，形成“刑人非人”的社会隔离。

劓刑即割鼻之刑，位列上古五刑（墨、劓、剕、宫、大辟）第二等。《尚书·吕刑》载：“劓罚之属千”，其残酷性在于：一是永久性毁容破坏人体对称美；二是嗅觉功能丧失影响生存，《史记·商君列传》载秦民“闻劓刑则色变”；三是与祭祀禁忌相关，《孝经》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伤肢体被视为悖逆人伦。

在实践层面，二者常作为组合刑使用。商鞅变法时“弃灰于道者黥劓”的严法，使秦国“道不拾遗”。汉初英布因触法被“黥为城旦”，《汉书》注：“黥其面，劓其鼻，旦起筑城”，双刑加身彻底剥夺其社会身份。直至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废除肉刑，但后世如北齐律仍保留“重罪黥面”条款。

更具历史深意的是其符号学转化：黥刑标记从单纯惩戒演变为身份标识。南宋《庆元条法事类》规定盗贼“左颊刺‘劫’字，右颊刺地名”，形成全国通缉网络。劓刑则向军事领域延伸，契丹军队割战俘鼻计算战功，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对叛逃者施劓刑，使“无鼻者不得越境”。

文化场域中，两种刑罚衍生出复杂隐喻。戏曲《刺字记》将岳飞背刺“精忠报国”重构为忠义符号，而《水浒传》中林冲被“面刺金印”则成为体制压迫的象征。劓刑更催生独特技艺，《齐民要术》记载劓刑幸存者发明“掩鼻饮”装置，解决饮水困难。

明清时期虽正式废除肉刑，但变相黥劓仍存：清律对江洋大盗“双颊刺‘盗’字贯耳”，太平天国将劓刑载入《天条书》惩罚逃兵。直至1905年沈家本修律才彻底废止，然其文化阴影犹在——鲁迅笔下“祥林嫂”因再嫁而自认“有罪”，恰是千年耻感文化的心理遗存。

从青铜时代的刑鼎到近代监狱体系，黥劓二刑以血肉为墨书写了中国法治进程的阴暗篇章。其威慑万民的背后，既是早期国家机器资源匮乏下的高效控制手段，也是礼法社会中“身体政治学”的残酷实践，最终在文明演进中成为刻在民族记忆深处的警示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