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权臣贪腐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权臣与贪腐往往如影随形，而明朝中后期的严嵩无疑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长期把持朝政，与其子严世蕃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权力与财富网络，其贪腐之巨、影响之深，成为明代政治腐败的一个缩影。本文旨在依据史实，梳理严嵩作为权臣的崛起路径、其贪腐的主要表现与手段，并分析其背后的制度与时代因素。

严嵩（1480年—1567年），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他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严嵩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前期曾因病归乡休养十年，潜心读书，这为他积累了深厚的文学与书法功底。嘉靖帝即位后，严嵩因善于撰写“青词”（道教祭祀文书，嘉靖帝笃信道教）而逐渐获得宠信。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严嵩通过政治斗争击败首辅夏言，正式入阁，并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成为首辅，自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专权时期。

严嵩的权势建立在嘉靖帝的信任与怠政之上。嘉靖帝后期深居西苑，痴迷修道，将朝政事务大量委托给严嵩。严嵩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将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与儿子严世蕃手中。史载，严世蕃虽无正式高位，但凭借其父权势，代父处理政务，卖官鬻爵，门庭若市，时人讥讽为“大丞相、小丞相”。

严嵩父子的贪腐行为规模空前，手段多样，其主要表现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卖官鬻爵，明码标价。这是严嵩集团敛财最直接的手段。朝廷内外官职，从中央的部院官到地方的督抚、州县官，几乎都有价格。严世蕃更是设有“账簿”，详细记录买卖官职的收贿情况。例如，文武官员的升迁、科举的名次、边将的功赏，无不与贿赂挂钩。这导致明朝官僚系统严重败坏，无能之辈充斥朝堂，边备废弛。

二、侵吞军饷与国库银两。当时正值“南倭北虏”之患严重的时期，明朝军费开支巨大。严嵩父子利用职权，大量克扣、侵吞军饷。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俺答汗兵临北京城下，暴露了边防的极度虚弱，而这与军费被贪墨有直接关系。同时，他们还将手伸向国家财政，通过操纵盐引、赋税等手段中饱私囊。

三、收受地方官员与富商的“孝敬”。严嵩每年生辰，各地官员都争相献上厚礼，称为“生辰纲”。其家中财富积累速度惊人。据《明史·严嵩传》及后世清点其家产的记载，其财富种类与数量触目惊心。

以下表格根据《明史》及明代笔记史料，对严嵩家产的部分类别进行列举，虽非完全精确的现代统计，但可窥其贪腐所得之巨：

这些财富的数据即便在史料记载中可能存在夸张或疏漏，但其规模之庞大已足以说明严嵩贪腐的严重程度。

四、打击异己，构陷清流。为了维护权力和贪腐行径，严嵩对敢于直言的官员进行残酷打压。他利用嘉靖帝猜忌苛刻的性格，罗织罪名，制造了一系列冤狱。最著名的是陷害主张收复河套地区的首辅夏言与将领曾铣，最终导致二人被处死。此外，沈炼、杨继盛等上疏弹劾严嵩的官员，也相继被其迫害致死。这些行为使得朝堂之上噤若寒蝉，政治风气极度恶化。

严嵩的倒台，与其权力的支柱——嘉靖帝的信任丧失直接相关。晚年的嘉靖帝虽昏庸，但对权臣亦有戒心。道士蓝道行利用“扶乩”之术指出严嵩是奸臣，加之御史邹应龙等大臣的持续弹劾，最终促使嘉靖帝下决心处置严嵩。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被罢官，其子严世蕃被贬。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蕃因通倭、谋逆等罪被处死（其中谋逆罪多为政治罗织），严嵩家产被抄没。严嵩本人于隆庆元年（1567年）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终年八十七岁。

严嵩权臣贪腐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制度与历史背景。首先，明代中后期皇权的绝对性与皇帝的个人怠政，为权臣的产生提供了空间。嘉靖帝的“垂拱而治”实为放任，导致相权（内阁首辅权力）在实际上膨胀，却缺乏有效的监督制衡。其次，明朝的俸禄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低级官员俸禄微薄，客观上刺激了寻租行为，而严嵩则将这种推向极致，形成了系统性的腐败。最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明代达到新的高峰，社会拜金风气日盛，也冲击了官僚阶层的道德防线。

严嵩的案例留给后世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表明，当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制约时，贪腐便会如同癌细胞一样扩散，最终侵蚀国家的军事、财政和政治根基，加速王朝的衰败。严嵩倒台后，明朝的统治危机并未解除，张居正之后的党争加剧与宦官专权，最终将明朝推向覆亡的深渊。因此，严嵩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贪官形象，更是研究明代中后期政治生态与制度失效的一个关键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