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在位期间（1661-1722），为巩固统治、考察民情、治理水患及强化对江南地区的控制，曾六次巡视江南，史称“康熙南巡”。这六次南巡分别发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和四十六年（1707），历时二十余年，对清代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治河安漕：南巡的核心要务
江南地区作为清廷税赋重地，却常年受黄河、淮河水患威胁，直接影响漕运安全。康熙将河工视为“最关切要者”，六次南巡中四次亲赴水患现场勘察。首次南巡（1684）即实地考察高家堰、归仁堤等工程，采纳河道总督靳辅提出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方略。第三次南巡（1699）时，康熙乘船勘察中河工程，发现河道狭窄易致淤塞，当即责令拓宽河道，并确立“深浚河底”为治河根本原则。据统计，康熙朝投入河工银两累计超900万两，其中南巡期间的现场决策极大提升了治河效率。
| 次序 | 年份 | 起止月份 | 途经要地 | 核心作为 |
|---|---|---|---|---|
| 第一次 | 1684 | 十月至十一月 | 泰安、宿迁、桃源、清江浦 | 勘察黄淮水势，定治河方略 |
| 第二次 | 1689 | 正月至三月 | 曲阜、扬州、苏州、杭州、江宁 | 验收河工，祭明孝陵 |
| 第三次 | 1699 | 二月至五月 | 东平、清河、扬州、苏州、杭州 | 亲测中河水情，调整工程方案 |
| 第四次 | 1703 | 二月至五月 | 德州、济南、扬州、江宁 | 阅视河工，蠲免积欠 |
| 第五次 | 1705 | 三月至六月 | 清口、扬州、苏州、松江 | 督察海口疏浚工程 |
| 第六次 | 1707 | 二月至五月 | 清口、扬州、镇江、杭州 | 验收洪泽湖大堤，定分水闸规制 |
笼络江南：文化怀柔的政治智慧
针对江南地区浓厚的反清情绪，康熙通过南巡实施系列文化怀柔政策：
- 祭明孝陵：第二次南巡（1689）时亲赴南京明孝陵祭奠，行三跪九叩大礼，并手书“治隆唐宋”碑文，承认明朝正统性；
- 延揽文士：四次召见隐居学者胡渭、顾祖禹等，诏举博学鸿儒科，授明遗民朱彝尊、严绳孙等翰林院官职；
- 文化认同：在苏州题写“至德无名”匾褒奖泰伯庙，于杭州重修岳王庙并亲题“伟烈纯忠”，强化忠义价值观的传承。
经济调控：蠲赋与生产的平衡术
康熙在南巡途中多次实施赋税减免：第四次南巡（1703）蠲免江苏积欠228万两，安徽积欠30万两；第六次南巡（1707）免除江南、浙江通赋及漕项银两。同时注重恢复生产，在苏州谕令“桑麻之稻更重”，推广湖州蚕桑经验；视察松江棉田时要求地方官改进纺织技术，促成江南三织造年产绸缎逾10万匹。
军事威慑：八旗驻防体系的强化
作为军事控制手段，康熙每次南巡必检阅江宁（南京）驻防八旗。第三次南巡（1699）时增设汉军火器营，扩充兵力至4000人；第五次南巡（1705）在杭州检阅水师，调福建水师战船30艘加强钱塘江防务。通过定期巡视，江南八旗驻防军费从顺治朝的每年35万两增至康熙末年的82万两。
历史回响：南巡的双重效应
康熙南巡虽有效稳定了江南，但也引发财政压力。六次南巡耗银约320万两，地方接待费用更数倍于此。曹寅任江宁织造期间因接驾亏空库银23万两，成为日后曹家被抄的伏笔。但整体而言，南巡构建的“河工—文治—经济”三角体系，使江南钱粮赋税占全国比重从顺治末的29%升至康熙末的38.7%，为康乾盛世奠定基石。
正如康熙在《南巡笔记》所言：“朕巡江南非为游观，唯以察闾阎之疾苦，筹河海之安澜。”六下江南既是治水安民的工程实践，更是清王朝在江南完成统治合法化的关键进程，其影响贯穿整个清代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