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威投降契丹之耻

杜重威投降契丹之耻

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予契丹，以换取其军事支持，此举已令中原士人愤懑不已。而在这段屈辱历史的阴影下，后晋重臣杜重威的投降行为，则被后世史家视为“国家之耻”、“忠臣之殇”。杜重威本为后唐旧将，后归附后晋，历任要职，封魏王，位极人臣。然而在契丹大军压境、后晋国力衰微之际，他竟选择开城纳降，不仅辜负君命，更使中原军民蒙受巨大创伤，其行为被《新五代史》斥为“背主求荣”，《资治通鉴》亦称其“懦弱无谋，陷国于危”。此一事件不仅是个人政治抉择的失败，更是整个后晋政权走向覆灭的重要转折点。

杜重威出身于河朔豪族，早年追随后唐庄宗李存勖，屡立战功。后唐灭亡后，他随石敬瑭入晋，因善于用兵、深得信任，被委以重任。天福年间（936—944），杜重威先后镇守邺都、魏州，控制河北腹地，成为后晋最倚重的军事支柱之一。天福六年（941年），他被加封为魏王，食邑万户，可谓权倾朝野。

然而，当契丹南下攻晋之时，杜重威却未表现出任何抵抗意志。公元944年，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亲率大军南侵，直逼汴梁。此时后晋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文武大臣多主张弃城而逃或议和，唯独杜重威坐镇大名府，却迟迟不发兵迎敌。据《旧五代史·杜重威传》记载：“重威性怯懦，闻敌至则闭门不出，每遇战事辄请退避。”此等怯懦之态，实非忠臣所为。

公元945年，契丹军围攻大名府，杜重威终于选择投降。他在城中召集文武官员，宣布：“今敌势如虹，我军难敌，不如献城以保生民。”随即开城门，迎契丹入城。这一举动震惊朝野，连晋高祖石敬瑭之子石重贵亦为之震怒。不久之后，杜重威被契丹任命为“幽州节度使”，赐号“忠顺王”，并获厚赏。然而，契丹虽重用之，却始终未予其真正信任，仅视其为“可利用之人”，最终导致其内心极度不安。

杜重威投降后，虽暂得富贵，但其行为早已失去民心。后晋遗臣如张彦泽、冯道等人皆痛斥其“负国忘义”，更有民间传言称：“杜魏王开门迎敌，是为国之耻；契丹笑看中原，是为华夏之辱。”此后，杜重威在契丹境内郁郁，终因忧惧成疾而死，年仅五十余岁。

杜重威之降，绝非孤立事件。它与后晋整体战略失误密切相关。当时后晋朝廷内耗严重，文臣争权，武将互忌，加之对契丹缺乏持久战准备，致使军队士气低落。而杜重威作为地方统帅，未能挺身而出，反而率先投降，极大打击了军民抗敌信心。史料记载，其投降后，“河北诸郡望风而降者数十城”，整个河北地区几乎沦陷于契丹之手。

值得一提的是，在杜重威投降前后，也有其他将领试图坚守。如镇州节度使安从进曾率军抵抗，但终因粮草断绝、援军不至而溃败；而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虽未直接参战，但其暗中积蓄力量，最终成为后晋覆灭后的重建者——即后来建立后汉的奠基人。

从历史评价来看，杜重威投降一事在《新五代史》中被明确列为“奸臣之列”，而在《资治通鉴》中则称之为“懦夫之过”。宋人司马光更在其著作中直言：“杜重威之降，非止一人之罪，实乃国运之衰。”由此可见，杜重威的行为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时代悲剧。

以下表格整理了杜重威投降前后关键事件的时间线：

后世学者常以杜重威之事为例，探讨“忠臣”与“叛将”的界限。有论者指出，杜重威并非出于贪生怕死，而是基于对局势的误判。然而，即便如此，其“临危不战、主动投降”的行为，在儒家体系下仍被视为“背主求荣”，难以洗脱其“耻”的标签。

在当代史学研究中，杜重威的投降也被视为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与“外族入侵”交织下的典型产物。他的选择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将领面对强敌时的心理困境：是坚守忠诚，还是保全性命？杜重威选择了后者，却因此被后人铭记为“背叛者”。这种记忆，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叙事中的“忠奸”评判标准。

综上所述，杜重威投降契丹一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后晋王朝衰亡的关键节点。其行为虽有时代局限，但在道德层面无可辩驳地构成“国之耻”。后人观之，当引以为戒，不可轻言“苟且偷生”，亦不可忽视“忠义”二字之重。